云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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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４号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９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作物种子的管理，维护种子选育者、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农作物种子质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实施细则》，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作物种子，包括粮、棉、油、麻、桑、茶、糖、菜、烟、果、药、花卉、牧草、绿肥及其他种用的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等繁殖材料。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种子选育、生产、经营、使用和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采用良种。
第五条 全省农作物种子工作应当逐步做到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和实行以县为单位组织供种并实行定期更新更换生产用种的制度。
第六条 农作物种子类别分为育种家种子、原种、良种。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全省农作物种子工作；州、市、县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的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种子的管理工作。其执行机构是县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设置的种子管理机构。
种子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发展规划和计划；组织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执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质量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国有良（原）种场是国家繁育良种的主要基地，应当坚持以繁殖原（良）种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良（原）种场的土地、房屋、设备、资金和产品。确因国家建设需要占用良（原）种场地的，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扶持农作物种子事业的发展，在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贷款、税收、物质供应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
各级特约种子生产基地的农田水利建设，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优先投资建设。
第二章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
第十条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有计划地搜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具体工作，上云南省农科院或者云南省牧草研究中心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从国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将作物种类、品种原文名称、来源地、原产地、引入时间及有关资料报云南省农科院或者云南省牧草研究中心统一登记、译名和编目，同时提供少量种子供鉴定、保存和利用。
第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有关规定，报经检疫合格后，再经隔离试种，确定无检疫对象后方可利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国外提供（包括交换、赠送、出售、援助）种质资源，必须遵守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关于农作物种质资源对外提供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农作物品种选育与审定
第十四条 农作物育种应当从当地的自然条件出发，培育高产、优质、高效、抗逆力强、适应性广的品种。
第十五条 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由县以农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的统一规划，组织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进行。
育成并经审定通过的新品种，育种单位和个人应当保存少量育种家种子，并加强栽培技术研究。提供新品种时应当提供相应的栽培技术。
第十六条 农作物新品种实行省和地、州、市两级审定制度。
经营和推广的农作物品种，必须经过审定。
未经审定或者报审未通过的品种，不得经营、推广、宣传和报奖。
第十七条 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的品种，申请单位应当交纳试验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农业主管部门会同省物价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农作物新品种（亲本）和种子生产技术的专利保护和技术有偿转让，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农作物种子生产
第十九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宏观管理，建立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实行专业化生产。种子生产基地包括国有良（原）种场和农村特约种子村、户及其他繁殖基地。
农作物种子基地应当按市场需要生产种子，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生产自用的常规良种。
第二十条 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应当签订预约合同。
水稻、玉米等作物的杂交一代种（以下简称“两杂”种子）及已实现统一供种的油菜种子，由县以上种子部门按需要与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签订合同组织生产。
牧草种子由各级畜牧管理部门组织生产。
第二十一条 生产农作物商品种子实行《种子生产许可证》制度。
凡从事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以上种子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按其指定的作物种类、产地和规模进行生产。《种子生产蓄可证》有效期为农作物种子生育的一个周期。
第二十二条 生产农作物出口种子的单位，凭出口繁种合同向省种子管理机构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第二十三条 生产农作物商品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有与农作物种子生产任务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熟悉农作物种子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遵守《技术操作规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生产过程中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检查。
第二十四条 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交售的农作物种子，必须达到国家或者云南省规定的等级标准，并具有《种子田间检验合格证》和《种子产地检疫合作证》。
第五章 农作物种子经营
第二十五条 “两杂”及亲本种子，由县以上种子部门经营。
农作物常规商品种子实行多渠道经营。
农业、科研、教育单位可以经营自已选育（引进）并经审定的农作物优良种子。
第二十六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实行《种子经营许可证》制度。
经营农作物商品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取得县以上农业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经营许可证》，凭证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
第二十七条 经营农作物种子实行按质论价。
第二十八条 在本省境内调运农作物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植物检疫证》。
调运出省的农作物常规商品种子，必须持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植物检疫证》；调运出省的“两杂”及亲本种子，调出单位和个人除必须持有上述三证外，还必须向省种子管理机构办理准运证明。
边境贸易出口的农作物种子必须具备省种子管理机构出具的出境证明及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检疫放行通知单》。
第六章 农作物种子检验和检疫
第二十九条 县以上农业主管部门设置的农作物种子检验机构，负责农作物种子质量的检验工作。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对生产、经营的农作物种子质量负责，并应当建立农作物种子检验室，检验本单位的农作物种子质量。
第三十条 农作物种子检验机构的检验人员，由省农业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的条件考核合格，发给《种子检验员证》。
《种子质量合格证》由持有《种子检验员证》的检验人员签发，并加盖种子检验专用章。
第三十一条 农作物、牧草种子检验方法和技术，执行《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和《牧草种子检验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
第三十二条 凡生产、经营和储备的种子，必须进行检验，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或者云南省规定的等级标准。
植物检疫机构负责农作物种子的疫情监测工作。
第三十三条 凡申请委托检验和仲裁检验的单位和个人，均需支付检验费用。其收费标准按省农业、物价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农作物种子检验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省农业主管部门签章核发的《种子检验员证》，并佩带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提拒绝、妨碍其执行公务。
第三十五条 农作物种子病、虫害的检疫由植物检疫机构依照《植物检疫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农作物种子储备
第三十六条 农作物种子实行省、地、县三级储备制度。
省农业主管部门储备一定数量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地、县两级储备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的部门由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公署）确定。
生产单位和农户应当隼备自用的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农业生产的需要建设农作物种子储备库，根据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确定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的收储数量。农作物种子储备计划由农业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下达。动用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需要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八条 储备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的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拨款或者给予贴息贷款解决。储备农作物种子的政策性亏损，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九条 救灾备荒农作物种子应当分品种储备，加强管理，定期检验，保证质量。
第八章 罚则
第四十条 经营未附有《种子质量合格证》的农作物种子或者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的，种子检验员有权制止其经营活动，扣押种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从重处罚。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所核发的证照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不具备农作物商品种子生产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核发《种子生产许可证》的；
（二）向未经考核合格人员核发《种子检验员证》的；
（三）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签发《种子质量合格证》的；
（四）向无《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核发种子《营业执照》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实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罚没款全部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贵阳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办法(2004年)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办法 （修正）
（1999年4月23日贵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9年7月27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1999年8月13日公布施行 根据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2004年6月 8日公布 2004年7月1日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培育和发展道路货物运输市场，优化运输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贵州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及与之相关运输辅助业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区域内道路货物运输的具体管理工作，并依照本办法实施行政处罚。 公安、工商、税务、物价、建设、城管、农机、劳动、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应当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公平竞争、优质服务和安全、经济、方便、快捷的原则。
第五条 货运汽车站、营业性货运停车场建设应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按“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原隶属关系不变，由所在地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业管理。
第六条 鼓励运用新型运输方式、技术和设备提高道路货物运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持证上岗。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公开办事程序和结果。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受理投诉应在收到投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
第二章 开业、歇业和停业
第八条 申请从事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及与之相关的运输辅助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向经营活动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经济条件证明。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按管理权限，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核决定，对符合开业条件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
临时参加营业性货物运输的，应到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营运手续。 第九条 对本市城市经营货物运输的微型货运出租车、人力车实行总量控制；城市微型货运出租车实行营运权有偿使用。
第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缴纳税费，定期报送有关统计资料。
第十一条 本市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需在本市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业务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非本市的货物运输车辆在本市驻点经营累计超过30日的，应持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具的证明，到本市经营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登记并接受管理。 第十二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实行年度审验，经审验合格的方可继续经营。
第十三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歇业、停业、合并、分立、迁移及变更名称、经营项目和范围，应到原批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工商、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人员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有关法律、法规、专业技术、职业道德和岗位技能的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第三章 货物运输
第十五条 道路货物运输是指用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送货物的活动。以盈利为目的，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为营业性货物运输；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为非营业性货物运输。
第十六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应按照国家规定及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定期维护，保持车况良好，设施齐全，车容整洁，符合车辆技术条件。
货物运输机动车辆必须进行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
禁止使用报废车辆和技术性能不合格的车辆经营货物运输。
第十七条 机动车货物运输经营者应按照《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受理和承运货物。不得超限运输，并按规定使用《道路货物运单》，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
第十八条 单位或个人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非营业性货物运输车辆，不得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
第十九条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限运和凭证运输的物资，由托运人办理准运手续后，方能承运。
第二十条 零担货物运输经营者应使用封闭式专用货车，车身喷涂零担货运标志，按照批准的经营方式，定线、定点运输，并在车辆上装置线路牌。
第二十一条 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必须具备保证安全运输的相应设备，车辆应有专用标志。驾驶员应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操作证》。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非营业性车辆，还应办理《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运输证》。
运输易燃、易爆、剧毒的危险货物车辆必须经公安部门批准，并按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
第二十二条 大型物件托运人必须向取得大型物件经营资格的运输业户或代理人办理托运，并如实、准确地填写运单。
大型物件承运人受理托运，必须与批准经营的承运类别和级别相符。
运输大型物件，应按有关部门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按规定悬挂或装设标志。 第二十三条 集装箱承运人提供的车辆应带有转锁装置，与所载集装箱要求相适应，承托双方按规定使用运单。
第二十四条 冷藏保温运输托运人应明确提出货物承运期间需保持的温度及到达期限。承运人应按托运人的要求，使用符合技术条件的车辆。
第二十五条 鲜活货物运输，承运人应根据货物类别，提供符合技术条件的车辆，按约定期限将货物运达托运人指定地点。
运送鲜活货物运输的车辆，有关部门应按规定保障通行。
第二十六条 营业性搬家运输的车辆应在车箱两边设立坚实护栏，车身两侧有统一的监督、服务电话标志。车型改变须经公安交警部门批准。
从事搬家运输的装卸工应着单位标志服上岗作业。
第二十七条 大宗砂石渣土运输，承托双方应签订运输合同。承运车辆必须使用运单，并按规定装运、倾倒。
第二十八条 本市城市微型货运出租车应在规定的货运待租点停车待租，从业人员持《微型货运出租服务证》上岗。
定点待租的微型货车必须统一编号、漆色、标志。
第二十九条 人力车运载货物不得超重、超宽、超高，并按公安交警部门规定的线路和时间行驶，在规定地点停车待租，从业人员应持有非机动车营运牌证，统一着行业标志服。
第三十条 货物运输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贵阳市交通运输专用发票。
第三十一条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本市货运管理和服务。货源面向社会开放，对大宗货源，应发布信息，组织招、投标运输。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抢险、救灾等运输任务，单位和个人的车辆必须服从统一调度和安排。
第四章 货物运输辅助业
第三十三条 货运站综合服务、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货运信息、仓储理货、中转、包装、搬运装卸、车辆存放、清洗等货物运输辅助业的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项目、地点、方式亮牌经营；
（二）制定并实行服务标准、服务规程、收费管理、安全管理等规章制度； （三）服务收费应明码标价。
第三十四条 货运站综合服务和营业性货运停车场经营者，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内部管理组织，配备专职人员及有关器材、设施，负责站、场内部设施维护、保养、更新；
（二）货运站应为货主、车主提供货运配载、代理、信息、仓储理货、中转、包装、存车、清洗等配套综合服务；
（三）接纳的进场经营户必须持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签订场地租赁合同；
（四）按规定办理物价收费许可证，凭证收取停车费，场地租金等费用，按期缴纳税费。
第三十五条 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的货运代理经营者，应将受理的托运货物交给具有合法资格的承运人承运。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的货运配载经营者。应按照托运人的要求配装货物。为货主和车主提供车辆、货源信息的货运信息经营者，应提供准确及时的货运信息。
第三十六条 仓储理货、中转、包装经营者应当按货物的性质、保管条件和期限，对货物分类存放、妥善保管，按货物到达的先后顺序及时中转，包装物和包装技术、质量符合运输要求。
第三十七条 从事搬运装卸的经营者应具备相应的条件，按照规定的范围进行作业，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保证作业质量。
危险货物、大型物件的搬运装卸，应备有专用工具和防护设施。
搬运装卸经营者不得强装强卸，不得干扰他人从事合法搬运装卸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经营许可从事营业性货物运输或货物运输辅助业的；
（二）伪造、涂改、买卖营业性货物运输或货物运输辅助业证件或标志的； （三）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和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技术条件的或者不使用专用营运标志的。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超越核定范围或区域经营的；
（二）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干扰他人正常经营的；
（三）以伪造、涂改收费凭证或其他手段偷逃交通规费的；
（四）经营者合并、分立、迁移和变更名称不办理有关手续或不按期进行年度审验的；
有前款第（一）、（二）、（三）项行为之一，不能当场处理的，可暂扣营运证件。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不使用货物运输专用票据的；
（二）营业性货运车辆未携带《道路运输证》、营运标志、交通规费缴讫证或不使用《道路货物运单》的；
（三）营业性货运车辆不按期进行维护和综合性能检测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货运站场擅自接纳未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业户进站经营的；
（二）非本市的营业性货运车辆在本市驻点经营累计超过30日，未按规定申报登记的；
（三）营业性搬家运输的车辆未按规定在车厢两边设立护栏的；
（四）从事零担货物、大型物件、集装箱、冷藏保温等货物运输的车辆和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技术条件的或者不使用专用营运标志的；
（五）须凭准运证运输的货物，未凭证运输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1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微型货运出租车未按规定统一编号、漆色、标志的；
（二）人力车未按规定装载货物的；
（三）微型货运出租车、人力车未按规定地点停车待租的；
（四）从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或未着行业标志服营运的。
第四十三条 南明、云岩两城区的人力车，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上路营运的，予以查扣，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视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 凸现社区矫正的人性关怀
高汝成
内容提要: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是社区矫正工作人性化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探讨，强调指出要重视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平衡好行刑与感化的关系，凸现社区矫正的人性关怀，为行刑社会化的推进与社区矫正立法奠定基础。
关键词: 矫正对象 帮助保护 人性关怀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很多工作理念和做法还处于借鉴学习和探索实践阶段。“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开展探索研究和实践创新活动，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完善新机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执行环境的开放性和行刑资源的社会化，要求我们在对社区矫正对象执行刑罚的前提下，要积极渗透社会工作方法，尽量体现对其人性的关怀与道义的帮助，启发其感悟人身价值,把满足服刑人员的基本需要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处理好，为顺利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和完成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一、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的立论依据
（一）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实施社区矫正的必要条件
根据《监狱法》第50条、第51条、第53条、第54条之规定监禁刑罪犯的生活、被服、居住和医疗保健均由国家保障。而社区矫正对象服刑的环境在社区，其生存保障就完全依靠罪犯自己及其家庭经济来支撑，如果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就业其生存问题就会成为一大难题。尤其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矫正对象就更需要社区矫正组织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办法加以帮助与保护。矫正对象犯罪大部分因贫穷而引发，况且回到社区大多数人还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不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就业谋生等紧迫的问题，社区矫正行刑工作不仅难以开展也难有成效，甚至还会导致矫正对象重新犯罪。
根据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的工作实践，进入社区服刑的矫正对象在诸多方面遭受极大的考验，他们的名誉、信用丧失，社区群众不敢和他们接近，过去有职业的人大多数因受刑而失业，有财产的人大多数亦因受刑而破产，原在学校读书者也因受刑而失去学籍，尤其是从监狱服刑转到社区矫正的对象面临就业困难、拖累家庭、社会歧视等三方面突出的困境。这些因素往往导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脆弱，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有诚心悔过、重新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回归社会后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安置，没有生活出路，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极大。从客观上讲对矫正对象的帮助和保护是其自力更生的基础，因为与守法的社会公民甚至刑释解教人员相比他们在事实上已沦为弱势群体，仅靠其自身的力量回归社会、立足社会难度是较大的。因此，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效果和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仅是一种功利目的,相反,它应是判断功利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与正义的尺度。
（二）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的人性需要
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不仅是为了社会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矫正对象自身的需要。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级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矫正对象也是人，也具备这五个层次的基本需要。人道主义理念要求社区行刑中应满足矫正对象各个层次的正当、合理的需要。根据国外社区矫正的长期实践和研究资料表明，社区矫正条件下矫正对象面临的最普遍问题好象是就业、经济、感情、家庭、社会、酗酒、住房和教育方面的问题。》［3］有鉴于此,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矫正对象克服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及治病的困难，尊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矫正对象的生命健康安全，不虐待、不歧视矫正对象等，这些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也是改造矫正对象的最基础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社区矫正活动提升他们人格需要的层次,帮助其进入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使其重新得到社会承认、尊重和接纳,进而达到也跟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刑罚的目的使然，也是最高的人道主义。社区矫正正是充分考虑了矫正对象的人性需要,才在进行刑罚惩罚的同时,对其施以积极的以德报恶、以善导善的物质、精神上的救治和扶助。
越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法的价值追求，越能调动民智，发挥民力，为人全面张扬个性特点营造自由、公平、开放的环境，而人的需求得以满足后，对良法的执行又起到了良性循环作用。［4］因此，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饱含着人文关怀的制度与需求的应合、人与法的协调。
（三）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其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的需要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随着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和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当代刑事法律的主题对。服刑人员的权益保护正在日益加强，有关立法已经明确赋予罪犯权利主体的地位，社区矫正刑事执法机构和人员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矫正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社会公民的意识在增强，矫正对象自身的权利意识也在普遍提高之中。
从国家责任的立场上考虑,既然国家在现阶段甚至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尚不能够消除犯罪,那么,国家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专门机关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帮助这些人重返社会,共同发展。因此，代表国家行使行刑权的社区矫正机构理应承担一定的义务。矫正对象不是单纯的义务主体，矫正对象同样具有人的尊严，必须得到公正对待，他们应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诸如生命健康权、教育权利、财产权等等。在保证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给矫正对象一定的权利，并非仅仅体现人道主义，其意义还在于使其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获得相对主动的地位，以利于调动其参与矫正的积极性。这样，社区矫正机构和执法人员与矫正对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成了双边合力实现刑罚目标的法律基础，双方积极行使权力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刑罚对矫正对象矫正功能实现的过程。所以，笔者以为，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措施不力或不落实将阻碍社区矫正刑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是罪因多元论诉诸社会责任的体现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已普遍认为犯罪是社会诸多矛盾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一定量的犯罪存在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北京大学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犯罪具有排污和激励两项促进功能，犯罪是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犯罪本身有害社会与宏观上犯罪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5］由此，我们对犯罪现象获得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即社会一定量的犯罪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犯罪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选择,同时也是社会中诸多不良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犯罪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刑罚在追究犯罪人个人责任的同时，社会也应负有教育、挽救犯罪人、帮助其再社会化的责任，从而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对立、维护社会稳定，这正是社会力量对矫正对象帮助与保护的本意所在。
另外，根据法国连带主义法学家狄骥的社会连带理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世而立，每个人与他人和社会必定要发生各种社会连带关系，社会的基础便是社会全体成员由于需要相同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连带关系）。［6］这种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也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它承认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同时又要求社会对个人承担责任。社区矫正使得矫正对象与守法公民同处一个社区生活环境，因此，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各种资源,有助于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与保护，也是社会基于这种连带关系而产生的一种义务。
二、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面临的现状与挑战
（一）二元结构社会尚未成熟，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走向现代、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形成。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既使社区矫正成为行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社区矫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正以积极的方式加强与国家专门力量的协作和配合正是这种原因的有力体现。国外长期社区矫正的实践已经证明，社区矫正行刑方式的存在与发展要以发育成熟的社区为依托。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将大量罪犯置于社区进行矫正，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社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和完备的功能，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主要力量源泉。但是，我国社会尚处于转型过程中, 二元结构社会远未发育成熟,在国家权力从某些社会领域退出后,相应的社会自治机制没有及时跟进, 结果导致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无序和失范的现象,使社区矫正实践面临暂时的困境。例如,由于国家政治控制的减弱和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快,许多村（居）委会等传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功利和浮躁的风气弥漫于社会，热心从事社区矫正事业的公民很少，从而使社区矫正对象帮助保护措施的实施得不到民间力量的有力配合,行刑效果大受影响。
目前，北京、上海等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在培育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坚持“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原则率先建立了阳光社区矫正中心和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民办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矫正工作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其社团组织的章程组织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具体的帮助保护措施。［7］但就全国十八个省市试点的总体情况来看，步子还是放不开，非政府社团的建立还要挂靠一定级别的政府机构，导致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并多少带有行政化的倾向。因此，客观上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在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方面的作用还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现实的就业形势和社会公平正义心理形成的阻力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竞争经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剧了就业竞争，社会企业都有大量职工下岗或失业。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预计，“十五”期间，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将升至峰值，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8］同时，市场经济又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社会更加需要知识与技能型人才，而社区矫正对象普遍文化层次低下，职业技能匮乏，加之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他们持有疑心、抱有偏见，使他们参与社会就业的竞争能力大大下降。面对这样的就业形势和安置压力,如何保障矫正对象的生活、就业等等将是非常艰巨的难题。
社会公平正义心理和现实企业的效益也使矫正对象就业存在巨大阻力。虽然有关政策和社会舆论积极倡导要求矫正对象可以在原单位工作，［8］但是许多社区矫正对象原单位效益并不好，待岗人员本来就多，再加之有的单位还有安排刑释解教人员的任务，相比之下社区服刑人员在就业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原单位大多数难以解决其就业问题。另外，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第24条第四款规定，单位职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规定无疑又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的难度。
(三) 帮助保护工作经费缺乏保障
社区矫正经费应含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矫正机构的基本费用，包括办公机构设施筹建费用、矫正工作基本设施费用和运作费用、公务员工资、志愿者培训费用、志愿者及社会工作者的交通或误工补贴费用等；二是非政府矫正机构的部分运作费用，含民间组织和官民协作的非企业性质社团组织的部分运作费用等，如上海市的新航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法参与社区矫正服务工作；三是矫正对象专门帮扶机构的费用。如，在部分试点地区拟筹办的“中途宿舍”、“过渡性就业基地”等的运作费用。［9］后两项费用中大部分费用将用于矫正对象的职业技术培训、就业指导、心理矫正以及生活、居住和疾病医疗等必要的救护。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行刑相对应的刑罚执行方式，原则上社区矫正工作的费用也应当与监狱经费一样由国家财政加以保障。而我国目前的客观状况是，监狱的行刑费用仍有一部分需要通过组织监狱生产予以弥补。因此，社区矫正的费用一下子由国家计划出大量的经费来予以保障，似乎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据了解，当前各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经费尚未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规划，还主要依靠政府的临时性拨款和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经费的自行调剂，至于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资金更是难有着落。不少地方，给村（居）委会下达了社区矫正任务，甚至也聘请了志愿工作人员，但却未给承担任务的村（居）委会划拨任何费用。这些基层组织和志愿人员完全干起了义务矫正工作。据报道个别矫正机构的领导还自己掏钱救助生活上存在特殊困难的矫正对象及其家庭，当然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行为，可是仅仅靠捐助不解决体制保障的问题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目前我国监狱经费是由国家和省级两级财政予以保障的，监狱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格局，绝大多数监狱直接属于省一级的司法厅（局）领导。这种管理体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央管理弱化、省政府不堪重负和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管理真空的状况”。》［10］受此思想的影响，部分试点市、县（市、区）党政部门的领导思想上也就习以为常地等待中央和省级政府拨付社区矫正费用,对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
另外，现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导致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工作经费时，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都寄希望于通过上级政府或部门拨款，地方按比例配套落实部分资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些倾向导致了现实中等、靠、要的思想盛行。
(四) 完善的帮助保护机制尚未形成
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国家与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将其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妥善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可是，现行法律对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内容的规定中禁止性和义务性规定较多，帮困解难性质的规定较少，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仍缺乏具体明确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虽然司法部有关社区矫正规章中的个别条款涉及矫正对象帮助保护的问题，［11］但也仅仅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贯彻落实。目前各试点地区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仍缺乏统筹规划和有力手段，工作上重监管轻教育帮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部分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矫正对象还依靠家庭或配偶生活，有的靠自己临时找工作维持生活，部分吃住无着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的矫正对象还是靠救济金临时维持现状，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过渡性生活保障没有着落，就业和技能培训基本没有开展，一些矫正对象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地区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总体上仍处于无序状态。社区矫正组织层面单一，尚未形成完善的组织网络。除上海市设有专门的矫正局外，其他地方均缺乏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的专门工作机构，而且设置不统一，以临时机构代替常设机构，以致对内不便管理，对外不便施矫，群众难以适应，部门难以协作，矫正对象难识别，严重妨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同时，负责社区矫正的相关部门存在责权不明，衔接不够，在实践操作中时有不协调现象发生。类似于西方社会那样专门的帮助保护机制还未形成，这对于将来大规模的实施社区矫正无疑让人产生很大的困惑。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矫正对象帮助保护制度的思考
（一）更新观念,打破思维定势
一是积极渗透社会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社区矫正要注意“社会工作者参与者”的特色。有学者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是基本规范、社会工作是成功的核心、志愿者是辅助力量”，要建立专职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12］社区矫正过程中,需要政府与社会明确责任,合理分工,规范权力运作。政府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公共财政保障制度,“购买社会服务”。社区矫正工作也需要政府与社会合作，要实现矫正对象、矫正场所、矫正工作者的社会化，推动矫正工作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积极运用社会管理的理念，积极组织社团和社会工作者参与试点，确立了平等、尊重、接纳、助人自助、注重教化的社区矫正模式。打破传统重型思想观念的定势作用,克服思想偏见，消除和减弱对出狱人员的歧视，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自信力；树立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观念，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落实多渠道帮助保护措施。二是丰富帮助保护的内涵。在社区环境下，罪犯易因犯罪标签受歧视而心理自卑，或进一步演变为一系列的心理障碍。对矫正对象及时进行心理危机的预防和干预，有助于解决心理问题、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对提高矫正效果作用明显。部分试点地区开展由专门的心理矫正机构参与矫正，取得了好的效果。心理矫正起点高，难度大，需要专门人才操作进行，因此，在社区矫正中依托心理矫正机构和专业人才，研究心理矫正项目和开展心理矫治是十分必要的。三要在惩罚与帮助保护之间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惩罚性是刑罚的本性,无惩罚性便无刑罚。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是建立在社区行刑的基础之上的，否则，社区矫正机构就成了社会福利机构。要克服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也要克服超越刑罚的界限进行帮助保护，要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使帮助保护措施的落实与刑罚的执行相得益彰。帮助保护的感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惩罚的负效应，激活其悔过自新的内在动力。但片面、过分地强调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甚至脱离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去谋求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就会损害刑罚的惩罚机能，背离社会的正义诉求。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是具体、现实的，要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胡萨克博士所说：“不同国家的不同物质条件，将会影响是否尊重个人权利和在什么程度上尊重个人权利。”［13］
（二） 修改关于矫正对象外出的制度
公安部《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公安部令第23号发布施行）的规定结合现行《刑法》第39条、第75条、第84条之规定来看，尽管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经过执行机关批准后，可以离开所在的县、市或迁居。但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允许外出经商的制度，仍然有效。那么，是否允许他们外出工作或打工呢？由于社区矫正对象仍然处于服刑期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对他们来说就是禁止的，因此，对于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外出打工也是不允许的。
而现实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正在加速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新调整和配置，整个社会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下岗人数和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之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决定了相当一部分人必须外出经商或打工才能维持生计。如果一律不允许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经商、工作或打工，那么不利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困难，甚至有可能使其陷入生活困境而重新犯罪。因此，笔者建议修改原来不准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通过设置相应的条件，建立经严格审批程序允许其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积极为矫正对象创造谋生的条件和环境，以充分落实相关帮助保护措施。矫正对象人户分离后，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织机构可以通过异地托管等办法对其落实正常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措施。
（三）大力发展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
美国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事业实行市场化运作，以保证矫正运行的有效性。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事业更像是一种产业。在这一产业中存在市场准人和退出，存在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存在财政援助和费税支付，存在产业协会，存在标的物 （监管）的购买、租赁和转让，存在固定资产投人，存在购买服务等等。可以说，通过市场化运作，调动了全社会的相关力量使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罪犯矫正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因此，简单地或过多地依赖政府行为或传统的秩序资源，一是与社区矫正的本意不相符；二是与国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初衷相违背。从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以及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出发，社区矫正应该更加体现出非权力性帮扶这一社会福利内容，矫正工作应当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的作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是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撑；构建制度体系，规范社区矫正运作；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管理、监督、检查、指导等各方面职能，依法、规范、有序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从现阶段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带有非常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倾向，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的实施层面上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和协助。诚然，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起步阶段，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精力，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于夯实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确保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确立和完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初始状态下的政府或部门行为，也误导了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注重政府行为或者由政府公务人员大包大揽，从而忽视了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如何按照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培育和发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官民协作、以民为主”的运作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培育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为进一步探索社区矫正的社会管理措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试点的情况来，培育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首先，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投入。投入的方式既可以直接的资金支持，也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对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扶持。其次，国家要通过立法等方式明确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权利。第三，制定类似于《罪犯社区居住服务工作标准》制度，政府职能部门根据标准对非政府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鉴定，保证其服务的标准和质量。第四，政府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考核评估以及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
（四）落实经费保障。
与监禁矫正相比,社区矫正的费用要低得多,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需要为社区矫正增加拨款。国家应把用于社会矫正的款项直接划拨给社区矫正领导机构,再由矫正领导机构划拨给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限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投入相比，但国家给社区矫正事业投入一定的资金还是十分必要的。形成以政府经费来源为主体，社会赞助和募集为补充的格局，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再逐步实行全额保障。
由《监狱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由此可以推定，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矫正对象应当由地方政府出资救济。
无论是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小规模运作，还是今后理顺体制以后的大规模正规运作，社区矫正都需要国家预算解决经费的主要部分，但是限于国家财政的困难，考虑社区矫正环境的有利条件，建立多渠道社会筹集资金机制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充分利用和整合社会的人、财、物资源也是社区矫正的一大有利条件。要在打破县（市、区）级政府在矫正罪犯问题上“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现状上做文章，要把犯罪率与地方的经济处罚挂钩，对矫正罪犯的成本进行量化，确定相应的基数，建立罪犯矫正教育改造基金，用于对监禁刑和非监禁刑执行工作的财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