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市城市“五线”规划管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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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７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农村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推进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较好的发展局面。同时也要看到，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变。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3．农村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倡导科学、文明，克服愚昧、落后，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4．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经过5年的努力，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县、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公共文化服务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工作体制机制逐步理顺，现有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化队伍不断壮大，农民自办文化更加活跃。文化产业较快发展，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文化在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5．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以提高中央台和省台广播电视节目入户率为重点，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加大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力度，争取到2010年基本实现20户以上的已通电自然村全部通广播电视。重视完善和发挥现有无线转播台站的作用，利用无线、有线和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力争使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到套数更多、质量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西部地区村村通的建设给予适当的基建投资支持，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和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藏区的村村通工程运行维护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西新工程要继续重点解决好新疆、西藏等老少边穷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和少数民族语言译制等问题。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体系，做好农村接收广播电视的服务工作，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运行服务机制，确保村村通长期有效运行。

6．积极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继续实施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2131”工程，加大专项资金投入，重点做好配送电影流动放映车和电影拷贝工作，丰富农村电影片源。加强农村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和农村科教影片的放映。采取定点、流动、录像放映等多种形式，积极探索农村电影放映的新方法新模式，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加强农村影院的更新改造，增加农村电影固定放映点。推广电影数字放映技术，在农村逐步实现由胶片放映向数字放映的转变。

7．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加快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积极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重点支持边远贫穷地区乡镇、村基层服务点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统筹规划，综合利用，使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逐步具备提供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的能力。要依托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以共建方式发展基层服务点。

8．推动服务“三农”的出版物出版发行。实施服务“三农”重点出版物出版工程，出版单位选题规划要向农村倾斜，重点支持和培育一批服务“三农”为主的出版单位，增加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的品种和数量。发展农民书社等农民自助读书组织，为农民群众读书提供方便。继续实施送书下乡工程。以政府采购形式，每年集中招标采购一批适用于农村的图书，直接配送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乡村文化站（室），方便农民群众阅读。改进报刊订阅发行工作，缩短发送时间，使农民群众及时看到报刊。

9．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到2010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县文化馆要具备综合性功能，图书馆要加强数字化建设。乡镇可结合乡镇机构改革和站（所）整合，组建集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站，配备专职人员管理。村文化活动室可“一室多用”，明确由一名村干部具体负责。在学校布点整顿中腾出的闲置校舍，可改造为村文化活动基地。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方面的作用，提倡中小学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定时就近向农民群众开放，把中小学校建成宣传、文化、信息中心。对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适宜开展流动服务的地区，由政府给乡文化站配备多功能流动文化车，开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

10．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对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合理调整，逐步增加为农村服务的资源总量。人民日报要加大农村和农业报道的份量，逐步创造条件开办农村版。农民日报等专门面向农村的报刊要不断提高质量，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增加农村节目、栏目和播出时间。农业大省的省级党报要开设农村版，电台、电视台要开办农村频率、频道。有条件的省级党报和电台、电视台也可开办专门的农村版和农村频率、频道。市（地）党报和市（地）县广播电台、电视台要把面向基层、服务“三农”作为主要任务。

四、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1．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农村文化活动要贴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坚持业余自愿、形式多样、健康有益、便捷长效原则，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文艺演出、劳动技能比赛等活动。紧密结合农民脱贫致富的需求，倡导他们读书用书、学文化、学技能，普及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卫生保健常识。以创建文明村镇、文明户等为载体，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抵制腐朽文化，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不断充实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

12．着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加强对农村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授予秉承传统、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等称号，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命名活动。对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积极开发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培育一批文化名镇、名村、名园、名人、名品。

13．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题材文化产品。加强选题规划和内容建设，把农村题材纳入舞台艺术生产、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各类书刊和音像制品出版计划，保证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出品总量中占一定比例。宣传文化领域的有关专项资金要加大对农村题材重点选题的资助力度，每年推出一批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购买适合农村需要的优秀剧本版权，免费供给基层艺术团体使用、改编并为农民群众演出。全国性文艺出版评奖要安排一定数额，用于奖励反映农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报刊、电台、电视台对优秀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刊发、播出、宣传评介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五、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14．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的改革主要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深化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内部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全面实行聘用制和劳动合同制。县文化馆、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企业化或变相企业化，不得以拍卖、租赁等任何形式，改变其文化设施的用途；已挪作他用的，要限期收回。县、乡文化机构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制订年度农村公益性文化项目实施计划，明确服务规范，改进服务方式，开展流动文化服务，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和文化中心户的免费培训辅导，扶持奖励民办文化。

15．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根据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推动基层国有艺术团体、电影公司、电影院、新华书店等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转制企业按现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配套政策内容，给予3年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劳动人事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股份制改造，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艺术团体以各种形式和企业合作。鼓励电影公司、电影院以“院线制”形式、新华书店以连锁经营形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文化资源整合，提高经营能力。

16．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使农民群众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积极扶持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农户组建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文化室、图书室等，允许其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支持农民群众自筹资金、自己组织、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兴办农民书社、集（个）体放映队等，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的发展。引导文化专业户相互联合，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开发文化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扶持以公司加农户、专业加工户等形式，从事农村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促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有关行政部门要简化对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登记审核程序，在土地使用、信贷、行业政策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鼓励社会资本在政策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兴办文化实体，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17．加强对拓宽农村文化市场的政策调控。按照普遍服务原则，运用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价格调节、财税优惠等政策，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在出版物发行、电影放映、文艺表演、网络服务等领域，积极开发农村文化市场。重点推动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中西部和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通过各种有效的调控，把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使广大农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18．探索农村文化设施运行管理新机制新办法。统筹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和青少年、老年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和综合利用，努力做到相关设施能够共建共享，着力解决农村文化设施分散、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对电影院、剧院等设施，在确保其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其进入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也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运营模式，采取公办民营、公开招标、委托经营的方式，更好地提供文化服务。机关、学校内部的文化设施，有条件的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群众开放。

19．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营造扶持健康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社会环境。加强和充实县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监管作用，健全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执法力量，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执法水平。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取缔无证经营。重点加强对演出娱乐、电影放映、出版物印刷和销售、网吧等方面管理，坚决打击传播色情、封建迷信等违法活动，确保农村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六、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

20．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对口支援活动。积极探索“三下乡”活动的长效机制。对重要项目和产品采取财政补贴，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送到农村。充分发挥流动文化车、文化小分队的作用，使“三下乡”活动小型化、经常化，努力做到灵活多样、行之有效。鼓励和组织专业文化工作者到农村辅导群众文化活动。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对口扶贫计划，建立和完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支援农村文化建设。

21．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文化事业。重点捐助文化站（室）、图书室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动员城市单位和居民以各种方式捐赠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和农民群众需要的图书杂志、音像电子出版物等，可由捐助者直接交付农村，也可由民政部门、人民团体和有关民间组织负责组织发送。鼓励权利人许可基层文化单位无偿使用其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公益性组织或国家机关向农村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按税法的有关规定税前扣除。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2．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文化服务活动。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中增加农村文化服务的内容，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深入广大农村从事文化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人员培训等活动。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因增加农村文化服务内容而需要扩大人员规模和经费等问题，确保农村文化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

七、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

23．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负有重要责任。要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建立农村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把农村文化工作列入创建文化先进县（市）、乡镇和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等相关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基层文化单位的评价机制，将服务农村、服务农民情况作为文化单位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

24．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乡镇和村的文化建设。中央和省、市三级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确保农村重点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5．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农村文化事业单位的人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文化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农村文化队伍的教育培训。积极培养农民文化骨干，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注意发挥农村文化经纪人的作用。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村文化单位和基层文化工作者予以表彰奖励，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26．落实有关部门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制订农村文化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完善政策，明确措施，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建立党委、政府农村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密切协作、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农村文化工作。宣传文化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搞好综合协调。群众团体要努力发挥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对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重点文化工程，要加强专项监督检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意见贯彻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行政诉讼中判例的客观作用
——以两个案件的判决为例的分析


判例一直是被我国法律界否定的概念。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主张之后，围绕什么是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的问题上，有关的论文基本上是将判例与判例法等同，从而区别判例与指导性案例的不同之处。[1]即依然排斥判例概念的运用。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实际运行过程中应否设置判例制度，这自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下去的话题。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成文法律制度中，在其运行过程之中，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其实被赋予什么名称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其在客观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客观作用，与通过建立制度、期待该制度发挥的作用，即主观作用相对）则是笔者所关心的问题。
在下面的内容中，笔者将在如下的限定范围之内展开讨论。
首先，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成文法的条款概念与判例或案例的关系，即以大陆法系成文法为制度前提，由此避开英美判例法的范围。这同时也是将问题限定在我国法律制度现状的范围之内进行讨论。
其次，本文所评析的案例，有意地不选择《最高法院公报》所载案例。讨论这些案例毫无疑问是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之一，但在中国的判例研究刚刚起步的现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没有厘清应然的与实然的判例制度的区别之前，将这些案例都归入笔者下述部分所称的“被确定的判例”而可能引起的混乱。同时，这样选定讨论的对象也是为了论证在我国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这一问题。
一、判例在哪里：被确定的与被发现的
（一）认识判例的两种思路
其实，判例还是案例，关键在于其对于此后同类判决的拘束力（作为先例的效力）如何。从其他成文法系国家的制度看，判例已经属于客观存在之物，且在拘束力方面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并无本质性区别。 [2]《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建立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为了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学者在设计该项制度的研究中指出，这种工作是通过具有指导性的案件对其他同类案件所发生的效力来实现的。 [3]而判例不同于成文法及其一般的案件事例之处，就在于其拘束力这一特征。因此，从这一制度追求出发，将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称之为判例也无不妥之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针对如何确定和选择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的问题上，这些研究成果都主张指导性案例应该由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确定。 [4]总之，是由特定的国家司法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确认之权，经此确认之后的案例成为对其他判决在适用法律之时具有指导性质的案例。无疑，这是一种认为判例是必须被确认、经宣告而成立的思路。由于这一种思路是首先公布载有规范性内容的案例，类似于立法活动，因此，这种确认判例的思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拟制的立法思路。
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一旦判决在事实上具备了上述拘束力（事实上的拘束力，或实质上的拘束力），无论是否存在被宣称的判例制度，即使该判决未被特定国家机关确认为判例，只要其在功能上与被确认的判例相同时，该判决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判例。
这些事实上的判例的具体内容，整体上和与其相对应的成文法的概念用语共同构成现买的、有实效的法律制度。
由于这类判例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被确认并向外宣告的，因此，避开上述拟制立法的思路，即避开从应该建立怎样的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而从完全学术的角度去对已经存在的各种判决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中寻找和发现这类判例，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便自然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二）发现判例的基本框架
明确判例产生，继而发生拘束力的过程，也就建立了发现判例的基本框架，法学研究人员可以此在大量的判决中寻找到判例。判例产生和发生拘束力的过程的基本点如下：（1）判决（的理由部分）对成文法中具体概念用语作出法律判断（法律解释）；（2）可以从对个案作出的法律判断中抽象出一般性规范；（3）这些一般规范适用于同类型的其他判决。
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阶段（1）是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款或概念去解决具体事实问题时，在最为抽象的成文法文字与最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在个案的判决中通过理由部分的阐述，表达了对法律概念的判断（法律解释）。这些判决所体现出的法官的法律判断构成了两者连接的媒介。当这种法律判断以判决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表现时，这种法律判断可以脱离个案事实，进入阶段（2），充实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概念用语的内容本身，构成一般性规范。最后，在阶段（3），当这种因法律判断而形成的一般性规范对其他案件的判决具有拘束力时，无论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如何规定，载有这种法律判断的判决就会成为判例。
在上述的过程中，关键的就是拘束力问题。在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研究中，常常会读到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应该作出同样处理的要求。这类主张过于先验性，无法回答拘束力是如何产生的，是依靠什么获得保障的问题。笔者的关注点是，只要是在我国的四级二审终审制中的一个有效的两级审判关系中，上级审法院的判决就会对下级审法院的判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下级审法院的法官为了能够使判决通过上诉审，会关注之前同类案件中上级审法院对相关法律概念用语的法律判断。此外，法院人事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有关指导性案例制度设计的研究成果中也触及到了这点。 [5]
因此，无论一国是否承认判例法，实际判决是否可以构成判例法中的要素，判决本身在对司法活动中作为适用根据的法律规范进行法律判断的作用无疑客观存在着。在讨论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建立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制度（或案例指导制度）的时候，也同样要考察和研究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事实上是否客观地存在着具有拘束力的判例。而从后者意义上而言，这些判例是被称为判例还是具有指导性质的案例，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并不会有多大的差异。
下面通过对两个行政诉讼案件的简单分析，初步了解上述定义下的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判例的意义。这两个判决分别涉及到判决影响到法律概念的内涵乃至法律制度本身的结构。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所具备的分析条件的限制下，研究工作只能进展至阶段（1）和（2），还不能全面地进入阶段（3）之中，以分析其事实上是否对其他判决具有普遍的拘束性。
二、对法律概念内涵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一
如上所述，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判决成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应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之问的媒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目的引导下，使该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具有了相应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如果没有在法律适用层面上的判决，相应法律条款本身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同时也缺乏对此能够作出有效判断的基准。
下面所举的案例是被广为报道因而众所周知的乔占祥诉铁道部案。该案件经两审而最终确定，作为原告的乔占祥均被判决败诉。报刊杂志对此案件的相关评论，基本集中在对被告铁道部的批评或对法院的质疑，但其中几乎没有对判决的研读以及判决对于相关制度的影响的分析评判。
下面，笔者将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此案的两份判决进行解读，寻找出作为媒介的判决对法律条款中具体用语内涵的影响。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案的案情概要
1．事实概要
1999年11月8日，国家计委请示国务院对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将原由国务院行使的制定和调整铁路客运票价的审批权部分授予国家计委。国务院批准了该项请示。2000年7月25日，铁道部（被告、被上诉人）据此上报国家计委拟定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包括在春运期间实行票价上浮的有关实施方案。2000年11月8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2000）1960号文件作出批复予以准许。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根据该批复向北京铁路局等企业作出《票价上浮通知》。2001年1月13—22日，1月26日一2月17日期间，北京铁路局等企业票价上浮。2001年1月17日和22日，乔占祥（原告、上诉人）因购票多支出5元和4元。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召开价格听证会，违反法定程序。在经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决定维持之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铁道部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 [6]
2．适用的法律条款
《价格法》第23条设定了听证会制度：“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3．争点
本案的主要争点是，被告是否负有举行《价格法》第23条规定的听证会的义务？ [7]
具体而言，在该案的诉讼中法官不可避免地需要认识《价格法》第23条中“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征求……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的涵义。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4．一审判决 [8]
“由于铁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性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保证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一审判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
5．二审判决 [9]
“虽然，《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会证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并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理由不足”。
（二）简析
研读上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所作出的判决结论相同，原告败诉，但两份判决书各自所持的思路和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也正因为此，作为适用根据的《价格法》第23条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设定。
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铁道部“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有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参加的价格听证会”的主张以及被告未能提供已组织价格听证会的证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别对被告在该案件所涉及到的价格行为方面应该承担的程序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审查。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其着眼于被告行为的过程和阶段，将整体的“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等行为过程中被告的行为过程分为“申报”和获“批准”两个阶段，确认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程序是否属于被告在这两个阶段中应承担的程序义务。由此可以看到，一审判决是将《价格法》第23条相关内容中的听证会义务定位于适用义务的层面，即“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行为时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的认定一方面否定了被告职责范围之内的“申报”和获“批准”阶段中被告具有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义务，反之也默示性地提示了该项义务属于“批准”阶段相应行政主体所应适用的义务。简而言之，一审判决采用“适用义务论”的解释走向，认为只要出现《价格法》第23条中列出的几类定价事项，拥有批准权的行政主体就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本案被告并非该案中的义务主体）。
但是，二审判决所采用的是可以被称之为“立法义务论”的立场。从上述判词可以看出，《价格法》第23条并不能当然地成为作出制定政府指导价等行为时应适用义务的根据，举行听证会适用的根据应该是以该条的规定为基础，通过“法规和规章”的方式“建立和制定”了听证会制度。显然，二审判决将该条的内涵定位为“立法义务论”，即相关的行政主体建立和制定具体的听证会制度的义务。
解析上述两份判决书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判决本身的范围之内，其实，对《价格法》第23条的解释，无论是“适用义务论”还是“立法义务论”，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具有相应的影响。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采用“适用义务论”， [10]其与上述一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有相当大的契合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听证会制度建设的实际进程中，相应的行政主体所采用的则是“立法义务论”的立场。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价格法》于2001年7月2日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该《办法》的第3条第2、3款将听证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听证，一类是裁量听证。前者需要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听证目录为限，后者则当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即可实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立法义务的拘束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不仅建立了较为具体的听证会制度，而且还创立了“听证目录”制度。2002年11月2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其中第3条完全延续了原《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3条的规定。此后，与定价权有关的行政机关也以此为依据陆续建立各自的“听证目录”制度，如《北京市价格听证目录》。从“适用义务论”与“立法义务论”之间所存在差异的角度看，这项“听证目录”制度则将《价格法》第23条规定的概括性适用范围转化为只有被设定的“听证目录”中列举的事项才是适用于举行听证会的范围。 [11]近来相关行政诉讼案件的报道，也反映出“立法义务论”思路和立场在司法审查中的倾向。 [12]由此可知，与学者的主流主张不同的是，司法和行政实务方面的动向表现出与二审判决较为一致的思路和立场。当然，二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中表现出的认识逻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下级法院，甚至影响了其他法院的同类判决，即该判决是否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是否具有先例的作用，则还需要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但是，在实践中，“立法义务论”并非不会受到质疑。“听证目录”制度尽管限定了听证会的具体适用范围，但对于在具体的“听证目录”之外而仍然属于该规定的概括性适用范围之内的事项，从《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出发，是否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推演出排除其适用听证会的理由？该制度实施后不久就发生的北京歌华有线电视收费涨价案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触及到了此处。 [13]
三、对法律制度结构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二
除了上一部分所表现出的判决对法律内涵的影响之外，判决对法律的其他方面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一部分所举的事例涉及到判例对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
依据目前《立法法》的规定和相关教科书的内容，在我国，具有法的渊源性质的规范形式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等。除此之外，在实质上起着规范作用的行政规定等均不被承认为法规范。近来这种分类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 [14]而在现实的制度中，不具有法规范外形的行政规定正不可避免地发挥着法规范的作用。对于如何认定这些行政规定的合法性及其作用，下面这份判决的内容展示了法官对此问题的一种认识。
（一）顾荣双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案的案情概况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