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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上保护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滑力加


本文所指轻微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轻微案件。
笔者最近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其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公安人员在办案中，不管是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还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往往是不到法定期限界满不出手。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轻微刑事案件，少则一个半月，多则三个月，甚至更长，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由于公安机关办案用时过长，再加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用时，到法院判决时，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这就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有时甚至是严重侵犯。如赵某某、冯某某盗窃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冯二人共同作案二起，盗窃自行车5辆。价值991元。二犯罪嫌疑人于2002年8月19日被某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逮捕。11月21日移送某区检察院。公安用时3个月另2天。
某区检察院根据案件管辖，于同年12月3日送市检察院，用时13天。市检察院于12月19日将案件交有管辖权的某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转办共用一个月。某院因公安机关没有将案中盗窃物品分别列出，无法计算所盗窃的每辆自行车的价值，于2003年1月13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检察机关第一次审查起诉用时26天。
2月13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将案卷再送检察机关，补查用时一个月。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时共有四人，而其中有两人的犯罪事实既同赵、冯二人不相关，又不属于本院管辖，又于3月7日再次退回公安机关，让其分案。检察机关二次审查用时24天。
公安机关将案卷分开后，于4月4日再次移送检察机关，用时27天。
检察机关于4月15日起诉到法院。第三次审查用时11天。
法院受案后，正赶上SARS流行时期。为防疫情，看守所不让提人。48天后，即6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二被告人犯盗窃罪，均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1000元。
刑期自2002年8月19日起至2002年11月18日止。
即使是10天后（6月13日）判决书生效日计算，被告人已被多羁押207天！
从此案卷宗上看，两个犯罪嫌疑人早在2002年8月18日，即公安机关刚一传唤时，已经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和赃物去向。按说这样的案件一经批捕，几天内就可以移送起诉了。但由于办案人员侦查用时过长、工作失误，检察机关退补时又久拖不结，显然是造成二被告人多被羁押207天的主要原因。
类似案例相当普遍。笔者在高检院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中，对某区法院二季度已判决的案件共38件60人进行了调查。在38件案件中，法院判处6个月以下刑罚的共有8件。其中只有两件两人没有造成被告人判决时多被羁押的情况，其余6件8人不同程度地造成被告人判决生效时实际所服刑期已超过判决应羁押刑期。
办案机关过去常常以案件的复杂性、疑难性和身份证明取不上，来为自己的超期羁押行为辩解。可笔者调查的这6个案件没有一件是复杂疑难的。也没有一件是由于流窜作案，因身份证明取不上而耽误的。但为什么如此简简单单的案件，侦查机关就不能抓紧结案呢？
笔者也曾和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就此事探讨过。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讲，这几年，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公安人员除了办案以外，还担负着城市治安巡逻、特殊警卫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还有就是办案机制不健全，尤其是缺乏必要的奖励机制。案件的质与量与奖惩无关。往往有鞭打快牛的现象，即谁的案件办的越快，就分的案件越多。长此以往，有的人往往采取压案的方式来消极对抗，故意把案件拖到快到期时才向检察机关移送。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个别办案人员利用案情较轻，明知犯罪嫌疑人到法院也判不了多长时间，从而以此刁难其亲属，想从中收受好处的情况。
公安机关中有些人业务素质低，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通过调查，检察机关办案用时普遍较快，但从中也发现有些不应该捕的人捕了；可诉可不诉的诉了。如这6个案件中，就有两件案件属于可不捕、不诉的。但可能是由于怕受不捕、不诉率的影响，而批捕起诉了。
从根本上讲，这6例案件之所以造成判决时，被告人所羁押的时间高于应羁押的时间，是我们的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
从所调查的6个案例看，只有一件是退补侦查超期造成的，其余5件均是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造成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侵犯的。如上述案例，从整个诉讼程序上看，除法院因非典这一特殊情况，超期28天外，公安、检察机关都没有违法之处。可被告人却被多羁押了200多天！
笔者认为，要确保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现行法规下，检察机关一是要严把批捕、起诉质量关。
检察机关抓不捕率和不诉率确有必要，但不应当为了降低不捕、不诉率而牺牲逮捕和起诉的条件。应严格执行刑诉法关于逮捕的规定，不够条件的坚决不捕。要利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两种法定强制措施，以保护轻微刑事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要加强监督机制。侦查监督部门，在批捕阶段就了解每件案件的基本情况，应配合公诉部门，共同监督侦查机关的案件办理情况；公诉部门要对移送法院的案件进行监督，督促其尽快开庭和判决；监所检察部门要深入了解在押人犯情况，发现有超期羁押的，要及时纠正。
三是建立健全办案奖惩机制。 在公检法内以开展“办好案，快办案”活动，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速度。对办案质量高，速度快的要表彰奖励，以鼓励其办案的积极性。而对那些故意拖延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最根本的还是从立法上制定保护轻微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至第一百七十九条，是对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规定。其中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可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为此笔者建议今后在修改刑诉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限制此类轻微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时限，从而从法律上保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2003年8月
（注：滑力加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2000年12月18日 13:41 作者：龙宗智/李玉花 来源：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司法活动中的证明，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为防止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不能不受某些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证据规则。因此可以说，规定证据搜集、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的法律准则即为证据规则。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证据规则概念在广义上的界定。由于在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中，证据运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据能力，即某一证明材料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问题，而确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防止将不“适格”的证据纳入诉讼过程，因此，从狭义上讲，证据规则是指确认某一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法律要求。本文基于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重大修改，通过对国外情况的评介，重点研究适应新刑诉制度需要的证据规则问题。

一、证据规则存在的根据及意义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在证据运用中，现代各国证据法虽然普遍认可与形式证据制度相对立的自由心证制度，允许事实栽断者根据理性和经验对证据作出自由判断，但由于诉讼证明过程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和证据及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确认。对诉讼主体的证明活动而言，证据规则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作用，是在诉讼活动中规范诉讼各方的取证和举证行为；二是在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限制对证据的自由取舍。

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首先受到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当今世界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即在证据调查上控辩方主导型的对抗制和法官主导型的审问制（即当事人主义和法官职权主义），对证据规则的繁简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其突出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规则复杂而严格，后者则十分简略且灵活。

英美等国的对抗制诉讼，确立了详细而复杂的证据规则。如关于证明材料必须与案件实质性问题有关的相关性规则；关于防止难以确认不能质证的证据进入诉讼的传闻证据规则；关于不允许证人以意见或结论的形式提供证言的所谓意见规则；关于禁止非法获取的被告口供的供述自愿性规则；对非法获取的物证所采用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文件材料适用的所谓最佳证据规则等等。英美刑事诉讼重视证据规则，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英美国家实行陪审制有关。因陪审员来自社会各界，大多不熟悉法律，为防止对陪审员的误导，法律不得不设置详细的规则，以限制当事人的举证和证明活动。但经进一步研究，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如日本不实行陪审制，但它一旦由审问制向对抗制转化，就同时借鉴了有关的证据规则。可见根本原因在诉讼结构。在当事人主义（对抗制）条件下，两造对抗并推动诉讼的发展进行，对于诉讼双方的立证如不设严格具体的标准和规则。则当事人难免随意使用证据，既易形成叠床架屋、拖延诉讼，又容易模糊讼争要点，甚至造成真假难辨。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一切证据虽然可以由辩诉双方提出，但在诉讼中两造不得自由立证，法律授权法院裁量何种证据应当在法庭上调查，何种证据可以不予置理。证据调查和诉讼推进完全受制于法院，因此虽无详尽的证据法则，仍不须担心诉讼拖延和争议点模糊。尤其是法官职权主义鼓励法官运用各种法律允许的方法主动发现证据查明案件真相，这种实体真实主义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种严格而且程序化的证据规则的约束。因此现代国家凡采法官职权主义，都强调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无详尽的证据规则。

我国过去的刑事审判采法官职权推进方式，因此少有证据规则。随着修改刑诉法，采用了所谓“控辩式”庭审方式，在控辩双方（有时还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直接向法庭举证的情况下，必然要求相应的证据规则，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立并遵守一定的证据规则，才能保证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才能保障诉讼的效率，防止无约束控辩即所谓无规则游戏的发生。因此，研究、确立和遵守必要的证据规则，对于实现庭审的有序化，保证新刑事诉讼法的科学与有效的运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规则

由于我国刑事庭审从法官直接调查向控辩方举证转化，加强了诉讼的对抗性，并具有了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应当研究和学习当事人主义诉讼中的一些证据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中的基本内容是基于人类在诉讼中的理性并经长期诉讼实践所确认，就其技术性而言，往往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予以借鉴。[1]

实行对抗制或以对抗制为庭审方式主要特征的英美日等国的刑事诉讼，在审判活动中适用的主要证据规则有

（一）传闻证据规则

１、传闻证据的含义．传闻证据是指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明人在审判期日以外对直接感知的案件事实亲笔所写陈述书及他人制作并经本人认可的陈述笔录；二是证明人在审判期日以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传闻证据有三个特点：（１）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证据。（２）不是直接感知案件真实的人亲自到法庭所作的陈述，而是对感知事实的书面的或者口头形式的转述：（３）是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的证据。

2、传闻法则及其理由。传闻证据则即传闻法则，是指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的证据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期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此外，记载检察官或司法警察职员勘验结果的笔录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只有当勘验人在公审期日作为证人接受询问和反询问，并陈述确实系他根据正确的观察和认识作成时，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人制作的鉴定结论亦同。只有等鉴定人在庭审时作为证人接受询问和反询问，说明其鉴定书系其以正确方法作成时，才具有证据能力。

传闻法则的确立理由主要是因为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方包括被告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由于无法以交叉询问进行质证，违背了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精神，容易导致误判，而且传闻证据的使用也违反了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由于法官未能直接听取原始人证陈述，未能从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不利于法官获得正确的心证。

3、传闻法则的例外。传闻法则在英美有时被称为“例外的规则”，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绝对排除传闻证据，实际上做不到，不仅会造成诉讼拖延，而且也势必妨碍查明事实真相，有违设立传闻法则的初衰，因此，制定法或判例规定了众多的例外情况，允许传闻证据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至于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算作传闻法则的例外，英美证据理论认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日本刑诉法还规定传闻证据可基于当事人双方同意或合意而取得证据能力。因此日本法中的传闻法则的例外较之英美法更为广泛。

日本刑诉法对被告人以外的人的陈述书或者经陈述人签名或盖章的陈述笔录（如侦查阶段询问案件知情人的笔录），规定了作为证据使用的三种不同条件：

（1）在审判官面前所作的陈述，由于陈述人死亡、精神上或身体上有故障、所在不明或现在国外，而不能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到场陈述时，或者陈述人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所作的陈述与以前的陈述相反或有实质性区别，而且以前的陈述较之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的陈述具有更值得信赖的特点情况时，可以作为证据。

（3）上述两种情形以外的陈述笔录或陈述书，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有证据能力：第一，陈述人由于已经死亡、精神上或身体上有故障、所在不明或现在国外，而不能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到场陈述；第二，陈述人的陈述对于证明本案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不必不可少的；第三，陈述人的陈述必须是在特别可信的情况下作出的。属于这种传闻证据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告人以外的人在审判官、检察官以外的人面前所作陈述的笔录，如接受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职员调查时的陈述笔录、接受辩护人会见时制作的陈述笔录、由外国的法官或侦查人员制作的询问证人的笔录等；另一种是被告人以外的人自行书写的书面陈述（陈述书），如被害人的报案书、控告书、检举书等。

上述说明，日本刑诉法规定庭审和庭审准备之前取得的询问笔录因主体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力。法官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限制条件最少、检察官的其次，警察与辩护律师等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受限制最大。

除上述情况外，日本刑诉法还规定被告人在庭前陈述对自己不利事实的供述书或供述笔录，以及公证书、商业帐簿、官方记录等具有特别可信性质的“公的证明文书”、“业务文书”和其他文书，可以作为庭审证据。

（二）相关性规则。刑事诉讼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有助于认定该问题，那它就具有相关性）。证据法专家乔恩·Ｒ·华尔兹称：“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有助于认定该问题），那它就具有相关性”。[2]

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即关于一个人的品格或者他的一种性格特点（如暴力倾向）的证据，对于证明这个人在特定环境下实施了相类似的行为（如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上不具有相关性，这种品格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也就是说，“一次作贼、永远是贼”的逻辑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例如网球明星辛普森被控杀害其前妻及其男友案，控方将证明辛普森曾多次殴打、威胁其前妻的一系列证据作为控诉证据提出，辩护方以品格证据为由要求排除，法官认为这些证据符合允许品格证据使用的那些“例外情况”，因此裁决允许这些证据进入诉讼。[3]

（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