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抗震救灾有关统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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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规定
省政府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省政府第6号令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省境内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条 各级劳动人事部门是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的职能部门，应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和咨询服务工作。
各级劳动人事部门应当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方法或通行的办法管理企业。

第二章 职工的招收和聘用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确定内设管理机构和人员数额，不与国营企业比套规格。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应在当地劳动人事部门指导协助下，由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本市、地招聘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跨市、地招聘。确需到省外招聘的，由企业所在市、地劳动人事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合资经营、合作经
营企业也可以从中方合营、合作者推荐的本系统人员中选聘。
中方企业同外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时，对未被聘用的人员，中方企业和主管部门应妥善安置，当地人民政府协助做好调剂工作。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从在职职工中招聘所需人员时，原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允许流动。如发生争议，当事人可向当地劳动人事部门或当地政府授权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申请裁决。对仲裁决定，有关各方必须执行。必要时，劳动人事部门可根据仲裁决定直接办理被聘用职工的调转手续
。对原单位批准流动或依据裁决辞职的职工，其工龄可连续计算。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录用的在职职工，属于原单位出资培训的人员，由外商投资企业偿付原单位不高于实际培训费的数额。
第八条 中方人员在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担任正、副董事长或董事的，在其任期内不得擅自调动。必须调动的，委派单位征求该企业的审批机关和合营、合作他方的意见。
外商投资企业聘用的中方正副总经理、正副总工程师、正副总会计师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聘用合同期内，未经企业董事会同意，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调动。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职工，应从城镇待业人员中招聘。必须从农村招聘时，应经市、地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同意，但其户口、粮食关系不得迁入城镇。
外商投资企业不得招用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
新招聘的职工，需要试用的，试用期不超过六个月；并应填写劳动人事部门统一印发的《劳动手册》，建立人事档案。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可以根据投资数额，推荐一至三名符合用工条件的国内亲友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亲友户口在农村的，按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后，可以迁入企业所在地的城镇。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或聘用合同制。劳动合同(包括聘用合同，下同)的内容应包括：试用期限、合同期限；生产和工作的时间、条件、任务；休假时间、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劳动纪律、辞退和辞职、违反劳动合同应承担的责任；双方认为需
要规定的其它事项。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同本企业工会组织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也可以同职工本人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后，其标准文本送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一方要求修改合同，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劳动合同期满即告终止。因生产、工作需要，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订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采取多种形式对职工进行必要的培训，不断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参加企业主管部门或当地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聘任。

第三章 解除劳动合同、辞退和辞职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或辞退职工：
(一)经过试用或者培训不合格的；
(二)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
(三)严重违犯劳动纪律，按照劳动合同规定应予辞退的；
(四)企业因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人员多余的；
(五)企业依法宣告破产的。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辞退职工：
(一)职工因工伤、职业病医疗终结，经县级以上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怀孕期、产假期和哺乳期内的。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被开除、劳动教养或判刑的，其劳动合同即自行解除。
第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可以提出辞职，解除劳动合同：
(一)经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确认，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达不到规定标准，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健康的；
(二)企业不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的；
(三)企业不履行劳动合同或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四)因升学、服兵役等正当理由的。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职工，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合同期满不再聘用的中方职工或按本规定第十五条(二)、(四)、(五)项和第十八条(一)、(二)、(三)项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应根据职工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发给补偿金。工作十年以下的，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按解除合同前三?
柯鲈卤救似骄ぷ始扑?；工作十年以上的，前十年，仍按上述标准执行，从第十一年起，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半月工资的补偿金。
劳动合同期满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由原单位或主管部门重新安排工作的原固定职工，其补偿金应全部交给接收单位。
外商投资企业按本规定第十五条(二)项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除发给补偿金外，还应发给相当于本人三至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培训的职工，在劳动合同期内自行离职的，应按劳动合同规定，向企业偿付一定的培训费。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劳动合同期满或中途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中方合营、合作单位和企业主管部门推荐，以及经过裁决批准流动由劳动人事部门直接办理调转手续的职工，应由原单位接收安置；原单位不能安置的，由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协助介绍就业。公开招聘的人员，属
于农业人口的，回原籍农村；属于城镇人口的，到应聘前所在城镇劳动服务公司或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由有关部门介绍就业或自愿组织就业，也可以自谋职业。

第四章 工资与奖惩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奖金、津贴等制度，由企业董事会决定。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实得工资水平(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按照不低于所在地区同行业规模和生产技术条件相近的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确定，其中中方高级管理人员的实得工资，应按不低于所在地区同行业条件相近的国营企业同级管理人
员工资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确定，具体数额由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劳动人事部门核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支付给中方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高出中方对其本人实际支付的部分按有关规定扣除后，留给企业中方用于集体福利。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可以根据经济效益增长情况，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企业因生产经营发生亏损，经与企业工会协商，可适当降低职工的工资水平。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企业应于当月支付给职工本人。
企业因故造成停产十五天以上的，应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发给基本生活费。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订职工奖惩办法。
对于模范执行企业规章制度，在生产经营中作出优异成绩的职工，企业应分别情况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其中有突出贡献的，可以晋级、晋职。
对于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职工，必须辞退或开除的，应征求企业工会的意见，并听取本人的申辩。职工对处分不服的，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开除和辞退违纪职工，应报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第五章 保险福利待遇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在职期间的保险福利待遇，应按照国营企业职工的有关规定执行。如有改变，必须经当地劳动人事、财政部门同意。所需费用，应按规定在企业成本费用中列支。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除已参加当地国营企业职工退休费统筹，继续按原办法执行，必须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向当地市、县劳动人事部门所属的社会劳动保险机构办理其全部在职中方职工养老保险手续。养老保险金按中方职工实得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其中企业职工个人?
赡砂俜种?，由企业按月向社会劳动保险机构缴纳，用于支付职工的退休养老金和退休后的医疗费、死亡丧葬费、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救济费。
职工退休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和办法，按劳动人事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职中方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应按其连续工龄确定连续医疗期：不满五年的为三个月；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为六个月；十年以上，不满十五年的为九个月；十五年以上、不满二十年的为十二个月；二十年以上的可延长至二十四个月。医疗期内的生活费用
、医疗待遇和死亡丧葬费，以及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等，按照国营企业规定标准，由外商投资企业承担。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职中方职工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的医疗、住院膳费补助、死亡丧葬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费以及医疗终结后的待遇，应按照国营企业规定的标准执行。所需费用由外商投资企业负担。
第三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待业保险制度。企业应按在职中方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按月向所在地的市、县待业保险机构缴纳待业保险基金。职工待业期间的待遇，按劳动人事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月提取中方职工的住房补助基金，用于补贴建造、购置职工住房。提取的数额，由省财政、劳动人事部门规定。
第三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职工奖励和福利基金，应用于职工的奖励或福利，不得挪作他用。
外商投资企业应根据生产的发展情况，逐步向职工提供必要的福利设施。

第六章 劳动保护
第三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执行中国有关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保证职工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
第三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劳动保护用品、保健食品，应不低于国营企业同行业、同工种的发放标准。
第三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应实行每周不多于六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不多于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并享受中国政府规定的公休日、节假日。其它休假制度，由企业自行决定。 职工超时工作，企业应征得职工的同意，并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第三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执行中国政府有关女职工保护的规定，保障女职工的身体健康。
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事故时，必须按工伤事故处理有关规定，及时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并接受有关部门对事故的检查和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发生劳动争议，参照《河南省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执行。
第四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外籍职工和港、澳、台职工的雇用、解雇、辞职、报酬、保险福利等，由企业董事会决定，并在雇用合同中加以明确，雇用合同应送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
第四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我国统计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当地统计、劳动人事部门报送劳动工资统计等报表。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1989年9月8日
试论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

陈 晨


名人广告，即利用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公众影响力的名人的名义或者形象所作的广告。近年来，社会上发生了多起名人广告事件，如相声演员郭德刚代言“藏秘”排油减肥茶被指虚假宣传事件等等。这些名人广告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应当说，广告如果存在虚假并造成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品的经营者予以赔偿，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一点并不存在疑问，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代言广告的名人是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一疑问也将引发对于名人在代言广告时是否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以及名人所代言的广告如果内容不实造成消费者损失，名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①笔者在此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规定的现状分析
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该法第五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从上述规定看，名人广告中的名人并不能被涵盖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中的任何一个主体范围内。名人广告中的名人不在《广告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之列。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中更是明确地将名人排除在虚假广告责任承担者范围之外。规定中以列举方式规定了“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没有规定自然人在虚假广告中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名人广告中名人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可言。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对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
据笔者检索，对于名人广告相对具体的规定目前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发布的《广告审查标准（试行）》。该标准第十七条规定：“不得滥用公众对名人的信任感。聘用名人做广告宣传商品的使用效果，必须与其本人的真实使用情况相一致。”这一规定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该规定的层次较低——仅是部门规章；二是无法律责任的规定；三是该规定从语法分析，似乎仍是规范“聘用名人做广告”的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而不是名人本身。
综上所述，从现行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于名人广告的名人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分析
从宏观上来看，名人代言广告，是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经济权利；从微观上来讲，名人代言广告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关键要看法律有无明文规定。因为“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但哈耶克说过：“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承受选择的重负，它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为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 ②名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公众对自己的信任通过代言广告去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理应对自己的广告行为承担责任，否则于情不符、于理不通。但如何解决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细致的疏理。
1、从民事法律角度分析，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首先，商业广告是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已明确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商业广告为要约邀请。……”民法理论通说认为，要约邀请在性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③要约邀请的发出不是合同订立的过程，广告主作为要约邀请发出人，对于该事实行为无合同上的责任。而作为对要约邀请内容进行“担保”的名人，其实施的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故难以被理解为合同一方的代理人（同时其以自己名义参与民事活动，也不同于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能依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来追究名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名人并非消费者与广告主（即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商业广告存在虚假，消费者因轻信广告而购买该商品或者服务而受到损害的，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名人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再次，名人在商业广告中的欺诈行为，难以被归入侵权行为的范畴。名人在广告中对虚假广告内容进行担保或者对商品的质量进行夸大，其侵犯的是公众对其名人个体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属于一种心理利益，无法形成法律所保护的独立的权利类型。这种心理利益也不是法律所应保护的精神利益。对于名人在虚假广告中侵犯了消费者何种权利，在民事侵权法领域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而如果说广告中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即广告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构成违约行为的同时也构成侵权行为，从而认定广告中的名人与广告主对消费者构成共同侵权，则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为共同侵权的成立应当有共同的侵权行为，在广告宣传阶段，消费者尚未特定化，广告中名人的虚假宣传行为不能构成对特定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而名人在广告中的虚假宣传也难以被归为与广告主的共同危险行为。④因此，难以根据民事侵权法的规定，要求名人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总之，从传统民法中债的事由（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中考察，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2、从一般民事法律原则中，能够寻找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根据，但难以作为追究名人责任的具体法律依据。
从一般民事法律原则中，能够寻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根据，这些原则包括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等。从这些原则的内容看，确实可以说规定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有法理基础，但上述法律原则，很难在落实到现行的具体的法律制度中，更无法精密地对名人广告中的名人责任作出规定。
3、在民事法律无法解决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情况下，应当以经济法的视角，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构建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基础。
笔者赞同学者的一个观点，即传统民法理论无法解决名人广告的名人责任问题，主要原因是传统民法的主体制度存在基本假定，即民事关系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从平等民事主体角度出发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告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配置问题。实际上，在现当代社会，消费者与商品提供者之间原本的平等关系已经弱化，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信息能力、诉讼能力、立法影响能力等多方面的不平等。具体到消费者个体与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以及名人广告中的名人相比较，在经济实力、信息占有量、诉讼能力等方面消费者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从民法“平等”原则的价值延伸，对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应有意对其加强保护，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平等原则之精髓。而在传统民法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的情况下，应当从经济法的角度寻找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解决之道。
首先，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出发，名人广告如果作虚假宣传将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从经济法的经济公平原则角度，国家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应当予以平等待遇和保护。如果经济活动一方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造成经济活动另一方处于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时，应当由法律对占优势的一方作出严格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以防止或者追究优势一方滥用自己的优势，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经济效益原则角度。提高经济效益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保证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是经济法的一个当然追求。名人在代言广告时对自己行为性质是明知的，而在代言广告之前，名人也有方便的条件对自己所要在广告中推荐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先行体验。要求名人先行体验相关商品或者服务并不会加重名人的负担。而由名人在代言广告之前对相关产品或者服务先行检验，如果不能保证广告中所要宣传的品质效果名人便拒绝参与广告制作，这样的制度设计所耗费的经济成本极低，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效果极高，因而是合理的。第四、从经济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追究名人虚假广告中名人的责任，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的必然要求。名人参与向消费者提供虚假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与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及广告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从经济法角度，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是坚实的。
三、从经济法角度出发，寻求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问题的解决之道
1、广告形象中的非名人与名人的责任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在明确名人应当对其广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还会出现广告中的非名人的广告模特是否也应同名人一样对其广告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在广告中出现广告模特的形象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果认定名人在广告中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广告中的行为也应当用相同的法律规定进行约束。因为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广告中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虚假宣传最终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失的后果与名人做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在“发生机理”上是一样的，以规范行为为基本立足点的法律很难对二者加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名人与非名人区别对待，则只能从行为主体出发，规定名人与普通人相区别的特别责任。然而这一思路则很难行得通，因为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名人可以这样限制外，一般的公众名人如果这样特别规定显然缺乏法理基础。况且，如果要对名人与非名人区别对待，就还解决一个如何界定“名人”的难题。而如果对非名人与名人一样规定，则也可能会有失公平。因为显然非名人的广告模特在参与广告制作时所得的收入与名人不可同日而语，其经济承受能力也完全不能与名人相提并论，而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却要与名人一视同仁，这样对非名人广告模特而言显然有失公平。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两难。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应当对广告中的名人与非名人广告模特的法律责任做相同的规定，但要在责任承担的形式上保证责任承担后果的公平。
2、是否应当根据广告中名人形象的不同而作不同的责任规定。
名人在广告中有的是以表演者的身份扮演某种角色（如其表演过的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或者某种身份（如一家中的父亲、母亲、儿女等）的形象出现，有的是直接以其本人身份（如直接在广告中表明自己的姓名）的形象出现。对名人的这两种广告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区分，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名人在广告中选择何种形象出现，主要是从有利于公众接受该广告推荐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角度出发的。不管选择何种形象出现，名人还是在利用公众对其个体的信任，名人的行为还是可以理解为对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品质担保”，因此对名人广告形象不加区分进行法律规制是合理的。
3、建议构建以行政责任为基础的名人广告中的名人责任。
笔者认为，不宜将广告中的广告模特（包括名人和非名人广告模特）规定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一样对广告真实性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因为广告中的广告模特从广告中所获的利益有限，让其对不特定的公众承担直接责任有失公平，而且对不特定的公众分别承担直接民事责任将可能严重影响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生活安宁。况且，如前文所述，这种民事责任也缺乏民法上的法理基础。因此笔者建议由行政机关代表公众对广告中的广告模特行使行政管理权和行政处罚权，从而以行政责任为基础构建起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即，在《广告法》中规定以下几项：
（1）不得滥用公众对名人的信任感。任何个人做广告宣传商品的使用效果，必须与其本人的真实使用情况相一致。
（2）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最高可以处以该个人参与广告制作所获报酬二倍的罚款。
（3）对于虚假广告，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对参与广告制作的人员予以惩处。行政主管部门不履行上述职责的，消费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既对广告中的名人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又解决了法律对于广告中非名人与名人广告模特的平等对待问题（即以其广告行为的收益确定其责任限额），同时又设置了公众参与广告行为监督的法律“门径”，具有较好的操作性。

①在此需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指“由特定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处罚的特殊义务”，即狭义上的“法律责任”。但为了论述全面并且行文方便，本文也将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义务”归入“法律责任”的范畴，即在广义的“法律责任”层面进行论述。 关于狭义“法律责任”与广义“法律责任”概念的关系，请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60-62页。
②转引自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51页。
③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49页。
④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1996年12月第1版）第191-195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