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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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76号
《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已经2012年6月2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 李纪恒
2012年7月26日
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稳定低生育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但是，下列人员除外：
（一）因出差、就医、上学、旅游、探亲、访友等事由异地居住、预期将返回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员；
（二）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区与区之间（不含东川区）异地居住的人员。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履行《条例》第三条规定的职责，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和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经费。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依照《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分工共同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口计生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履行《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并对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组织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服务管理措施，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三）组织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为流动人口免费提供生殖健康、避孕节育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四）督促、指导已婚流动人口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督促流动人口中可能造成违法生育的怀孕妇女及时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
（五）监督、检查办理和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工作；
（六）开展区域间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七）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和管理制度，及时采集、汇总、核实、通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
（八）依法查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人口计生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企业、集贸市场等建立协会组织，发展会员。
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应当配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管员，实行聘任制，报酬由州（市）、县（市、区）解决。
第五条 县级以上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价格、工商、教育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工商等部门应当结合部门职责，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相关管理制度；在办理居住、婚姻、务工、食品安全、经商等有关登记和证照手续时，应当了解流动人口中成年育龄妇女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理情况等计划生育信息，并及时向所在地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通报。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教育部门应当督促学校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时，了解《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理情况等计划生育信息，并报告教育部门，由教育部门向所在地人口计生部门通报。
第六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流入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中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核实、通报制度，运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或者其他方式及时登记、通报和反馈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生育、避孕节育等信息；
（三）依法登记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和查验成年育龄妇女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督促未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成年育龄妇女及时补办；
（四）为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夫妻办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
（五）组织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为流动人口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
（六）动员流动人口中可能造成违法生育的怀孕妇女及时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对不愿在现居住地采取补救措施的，应当及时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并协同处理；
（七）与流动人口的用人单位（含雇主，下同）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议；
（八）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奖励、优待和综合管理的各项制度。
第七条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流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中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核实、通报制度，运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系统或者其他方式及时登记、通报和反馈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生育、避孕节育等信息；
（三）为成年育龄妇女免费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为已婚流动人口免费出具婚育情况证明材料；
（四）为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已婚流动人口免费办理《生育服务证》；
（五）为已婚流动人口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
（六）与已婚流动人口签订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议，建立生育、节育情况定期报告制度；
（七）协同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不愿在现居住地采取补救措施的可能造成违法生育的怀孕妇女及时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
（八）为实行晚婚晚育和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已婚流动人口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奖励和优待政策，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家庭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第八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下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制度，为已婚育龄妇女建立计划生育档案，登记和报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
（三）协助办理流出成年育龄妇女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协助查验流入成年育龄妇女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四）发放国家免费提供的避孕药具，并做好相关指导和登记；
（五）配合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提供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咨询，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服务；
（六）向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房屋的出租（借）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组织和个人了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相关信息。
第九条 流动人口应当依法实行计划生育，接受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流动人口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
第十条 流动人口中18至49周岁的成年育龄妇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按照《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全国统一格式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自到达现居住地之日起30日内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通过村（居）民委员会）提交《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流动人口成年育龄妇女在现居住地办理有关登记和证照手续时，应当按照办理机关了解计划生育信息的要求，向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工商等部门提交《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有关计划生育信息。
第十一条 流动人口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可以按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在现居住地办理《生育服务证》。
流动人口育龄夫妻回户籍所在地办理生育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的，其户籍所在地的办理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办理。
流动人口育龄夫妻申请再生育的，应当到女方户籍所在地依法办理。
第十二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已婚流动人口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现居住地财政分级予以安排。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向已婚流动人口提供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依法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房屋的出租（借）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在人民政府、人口计生等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了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时，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流动人口孕产妇进行产前检查时，应当要求其出示并登记《生育服务证》；对没有《生育服务证》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卫生、人口计生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对查证可能造成违法生育的怀孕妇女，能够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的，应当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及时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
流动人口非意愿怀孕或者可能造成违法生育怀孕的，应当主动配合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及时采取计划生育补救措施。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人口计生等部门对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给予表彰奖励。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对举报流动人口可能造成违法生育的怀孕或者违法生育行为属实的举报人，应当依法给予奖励和保护。
第十六条 人口计生部门及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条例》和本规定的行为，依照《条例》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流动人口成年育龄妇女未按照《条例》和本规定办理和提交《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依照《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房屋的出租（借）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违反《条例》和本规定的，依照《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其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和追究其他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拒绝或者阻碍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职责的，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2004年2月1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2号公布的《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安徽省保护和发展邮电通信的规定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保护和发展邮电通信的规定
1990年7月1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17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邮电通信的正常进行，促进我省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邮电管理局主管全省邮电通信工作，地、市、县邮电局主管本地区的邮电通信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邮电通信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与邮电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做好邮电通信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邮电通信设施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制止和检举破坏邮电通信设施、危害邮电通信安全、妨碍邮电通信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二章 邮电通信的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 各级邮电部门应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邮电通信的需求，制定本地区邮电通信发展规划，纳入所在地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按规定程序申报、批准后施行。有关部门应在选址、施工以及物资供应、劳力安排等方面予以支持。
第六条 城市电话管线的布设，按国家规定的电信技术标准纳入城市建设计划。新建或改建桥梁、隧道，新辟或拓宽城市道路，需要敷设电信管线的，应与上述工程同步建设。邮电部门应向建设部门提供设计资料，并承担所需资金。
第七条 负有转运邮件任务的车站、机场、港口、码头，应当统一安排邮件装卸和转运作业的场地及出入通道。新建、改建、扩建时，上述设施应纳入规划。
第八条 新建办公楼与民用建筑，在设计时应安排楼外电话线路和楼内电话布线；需要收投邮件的，应设置总收发室或统一标准的信报箱；新建住宅小区和楼群应建设信报箱群。上述设施，由省邮电管理局和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统一设计标准，列入竣工验收项目。所需经费列入基建投资
。现有建筑无上述设施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由产权单位逐步补设。
第九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邮电部门联合投资、联合建设，合作发展邮电通信事业。邮电部门在大力发展公用通信网的同时，要积极主动为专用通信提供咨询和服务，搞好规划和协调。要支持和帮助地区性专用通信通过必要的技术改造与公用网联通。
第十条 因建设需要必须拆迁邮电局（所）、通信线路或其他通信设备的，建设单位应事先征得邮电部门同意，在不低于原设施功能的前提下，安排合适场所迁建，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第十一条 邮电部门建设邮电通信设施，应当节约用地，爱护国家和集体财产。因施工造成其他单位或个人损失的，按规定予以赔偿。
邮电部门在建筑物上附挂通信线路，应事先征得建筑物管理单位同意，建筑物管理单位应予配合。
第三章 邮电运输的保障
第十二条 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单位，应当保证邮件优先发运，防止邮件积压。邮电部门要按时向有关方面提供邮运计划。
邮件在运输单位保管或运输过程中，发生损毁丢失的，运输单位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和邮运合同予以赔偿。
第十三条 执行邮件运输和邮件、电报投递任务的车船，以及抢修通信设备的车辆，进出港口、通过检查站（点）和桥梁、渡口、隧道时，有关单位应优先放行。需要通过禁行路线或在禁停地段停靠的，可凭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通行证及邮电专用标志通行或停靠。
第十四条 邮电通信用电，供电部门要优先安排。邮电运输和自备电源所需油料，有关部门应列入计划，保证供应。
第四章 邮电通信设施的保护
第十五条 所有单位或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通信线路的规定》，严禁破坏邮电通信设施、盗窃通信器材的违法行为，不得妨碍邮电部门的正常工作。
第十六条 各种架空线路及其附属设备、增音站、中继站、微波站、卫星地面站等，均不得擅自移动、攀登、拴系牲口、搭挂线路和物件，不准向上述设备射击、抛物，不准在危及线路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爆破、挖洞、取土、建房、搭棚、排放腐蚀性气体以及进行其他危害线路安全的活
动。
第十七条 在埋有地下电缆、光缆标志的上方和两侧规定距离内，不准进行钻探、开挖、打井、建房等施工作业，不准堆放垃圾、矿渣、易燃易爆物品，不准倾倒腐蚀性液体。
第十八条 在设有水底电缆、光缆标志的水域规定范围内，严禁抛锚、拖锚、挖砂、钻探、爆破及进行其他危及电缆、光缆安全的作业。
第十九条 在国家一级、二级微波通道的规定净空控制范围内，不得修建影响通信的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
第二十条 在通信线路沿线附近建房、筑路、兴修水利、农田建设、植树造林、砍伐树林、架设线路、敷设管道、运输超高大物件和进行水下作业，凡有可能危及通信安全的，均应事先征得邮电部门同意。施工时，邮电部门应派员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长途通信机房、市话通信机房及重要地缆管道周围规定距离内兴建宾馆及其他建筑物，应符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道路两旁树木与电信线路之间，应保持规定的距离。因树木生长影响线路安全时，管护单位应及时修剪。发生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等紧急情况时，邮电部门可修剪危及电信线路安全的树木，并及时告知城建主管部门或树木所有者。
第二十三条 因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国家重要通信线路及其他通信设施受到损坏时，当地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协助邮电部门进行抢修。
第五章 邮电通信的服务与管理
第二十四条 邮电部门应当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电通信服务。
第二十五条 邮电部门所属企业应在明显位置公告营业时间和经办业务种类，邮政信箱（筒）应标明开箱（筒）时间。因特殊原因需要暂停营业或限制受理部分邮电业务、改变邮运频次和时间的，必须经县以上邮电部门批准，并公告用户。
邮电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妥善投递邮件、报刊和电报。
第二十六条 邮电部门应根据需要，在方便群众的地方设置公用电话，并在有条件的公用电话点办理传呼业务。
用户申请安装电话，邮电部门应按照规定及时安装，并定期进行维修。
第二十七条 其他单位自备的内部电信设备，需要进入电信公用网的，应按规定报批和取得进网许可证，邮电部门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任何非邮电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邮电部门提供的通信设施和线路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通信业务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专用通信网只限内部使用，原则上不得开放公众业务。在公用通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地区，经当地邮电部门审查同意，专用通信网可
临时经营部分公众业务，但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依法纳税。
邮电部门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省内接入电信公用网的电信用户的终端设施，实行必要的检查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责任单位或个人应及时消除影响或进行修复。逾期不消除影响或修复的，由邮电部门消除影响或修复，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并可对其处以所需费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邮电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营业，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由于邮电部门的责任，造成邮件丢失、损毁及误兑汇款的，邮电部门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邮电工作人员利用或协助他人利用邮电通信设施进行违法活动，情节较轻的，由邮电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伪造邮资凭证、日戳、汇票、储蓄存单（折）及邮电专用标志，利用邮运车船、邮电专用品、邮电专用标志进行非法活动，或利用技术手段危害通信安全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部门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省邮电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0月25日
我国财政立宪问题初探
高军
[摘要] 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功能上负有统一整体法秩序的作用，一国治乱兴衰与宪法之优劣有重要的关系。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故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我国宪法中财政条款较为疏漏，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必须从财政立宪的高度加以完善。
[关键词] 财政 财政宪法 财政立宪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汉族，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研究。电话:13585359126 ；EMail:gdhzgaojun@gmail.com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1](P3-4)法治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部规范意义的宪法。作为“高级法”的宪法，体现一种超验判断，能够对抗以法律名义制定的非法之法。因此，法治国家必须制定一部良宪，而一部宪法是否属于良宪，其判断标准一方面在于该宪法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在于该宪法的内容是否完备、科学以及该宪法的保障装置是否有效。科恩在论述“民主的法制条件”时亦指出，“在实行民主的社会中，某些原则是必须写进宪法中去的。这些即保证允许并保护公民从事参与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各种事项的原则。这些保证就是民主的法制条件。”[2](P121)众所周知，“财政决定庶政”，由于财政对一国而言极端重要，因此各国宪法大都花费较多的篇幅规定基本财政事项。
一、财政立宪的理由
首先，宪法内容的开放性。宪法本身是一种具有“框架秩序”的规范，其内容呈现开放性，宪法规定多为低密度规范的指示，即制宪者有意识地保留给各宪法机关一个自主活动空间。依国民主权原则，立法机关具有直接民主正当性，关于框架内容的填补与充实，立法机关可认为是最适切的机关功能主体，而享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自由空间。[3](P270)不过，立法机关所奉行的多数原则虽然是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多数决定的立法并非一定是真理的实现，其仅是试误过程而已，因此有可能是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在一个实质法治国中，立法权有其宪法界限，多数决定不能背离正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应受到基本权利与正义的拘束。况且多数决原则，仅系促成民主国家体制的其中一种要素，“民主”概念尚须藉由宪法的基本价值决定形塑。尤其任何民主的多数决定，必须重视基本权利作为具有拘束力的价值秩序。[3]( P267-268)因此，法律除应由立法机关，依一定的程序而制定外，尚须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质内容，就税法而言其必须接受租税正义的约束，“否则摒弃一切宪法约束，达成最高税收之税法即为最合理之税法，其不当实不待解说而自明”。[4](P55)
其次，现代国家财政支出的扩大易导致征税的无度。虽然课税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但并非每一受害人均能清晰洞察。“盖租税国家于行使其权力时，尽可能不引人注目，乃惯于让纳税义务人税源扣缴、预估暂缴；或借税单定型化使纳税命令宛如证书之作成；由税目多元化而隐藏实质之重复课税；透过间接税使纳税义务人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直接税则借由限制财产增值及损费限额之认定，使得帐面营利所得不至减少。”因此，单凭租税法定主义的形式要求，并不足以保障纳税义务人之基本权，而须另加以宪法上之前提以审查税法自身之明确性。[5](P29-30)此外，民主制度导致支出意愿大增，从而导致“租税国危机”。在民主制度下，议员依其偏好及利益团体的压力，不断有崭新的或追加的社会福利法案或计划提出，其财源均来自于一般的纳税义务人。虽时过境迁或环境改变，但囿于既得权难以取消，逐渐成为国家的长期负担。因此，议会保留、民主参与程序及立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化，并不一定能保障纳税义务人，宪法上所保障的自由权与财产权，不能单单依赖议会的审慎计算，而须对所立之法律，加以实质之限制。[5](P30)由于纳税人基本权并未在政治结构中取得一个长期或近乎永远的地位，于是纳税人的宪法保护，不得不走向历史舞台。[6](P114)
第三，税收函令行政现状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对于税法而言，由于税收事务高度复杂并具有技术性，且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冀希望税法事无钜细地对所有事项予以规范，事实上不可能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作为法律解释与适用机关的司法部门，限于人力与资源，实际上无法对所有的法律规定预先作出解释，以供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备用，另外，基于司法消极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未发生诉讼的事件，司法机关不得加以介入。因此，希冀司法机关就所有的法律事前颁布司法解释以供行政机关适用，现实上无法办到。毋宁，应先让行政机关在适用其主管业务所涉及的法律规定时，令其先提出其主观上认为适当的解释意见，如果行政相对人同意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则行政机关根据该解释所作成的行政处分，因为人民未对之异议，即产生事实上的效力。反之，如果行政机关所提出的解释意见，人民主观上认为不当，则可在个案中对行政机关根据其解释意见而作成的对其不利益的行政处分，提起行政救济程序。此时，再由司法机关来予以定夺，究竟是行政机关或人民的法律解释意见，何者为正确且适当。[7](P65-66)但是，税收实际中的函令主宰现状，极易侵及纳税人基本权，因此必须确立违宪审查的标准。
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各国财政宪法的内容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除了确立强制性的财政收入作用应经人民代表议会同意的“财政议会主义”之外，并同时指明财政作用的公共性来自于人民全体之利益。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时代，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机能仅限缩在国防、治安与税收三个领域，国家财政规模有限，宪法对财政作用的统制，仅以“租税法律主义”为限。然而，随着社会法治国的到来，“最少干涉之政府即最佳政府”的思想逐渐被扬弃，国家扮演的角色日益加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公共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规模日趋扩充。此时，对财政收入、管理、营运以及支出作用之完整宪法规范，亦日显其必要性。[8](P367)一些国家宪法中设“财政”专章对之予以规范。
当前，就我国宪法而言，财政制度方面的内容并未如德、日等国宪法设有专章规定，其规范方式，有散乱及层次不一的缺憾，而且对国家财政权的相关规定亦极为粗陋，仅有的几条与预算有关的条款，仅仅明确了各级立法机关在预算方面的审批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权，而对于国债、国库、以及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的范围、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等都没有明文规定和严格的界定。直接涉及税收的条款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学者指出：“从税收立宪的起源及其本质来讲，税收立宪重在规范国家征税权、保护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而我国宪法的这一条规定显然是从维护国家权利、保证人民履行义务的角度出发的，很难说我国已经进行了税收立宪。”[9](P76)我国宪法的这种状况和财政立宪的精神相去甚远，也和一个大国的地位不相协调。这些财政立宪的不足会导致财政秩序的混乱，甚至存在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10](P157)
二、我国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核心及程序
1.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1](P3)规则尤其是作为社会元规则的宪法本身必须保证公平和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规则产生必须遵循科学的前提预设。宪政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宪法在设定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工，限定权力行使的边界，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财政立宪的前提预设上，必须坚持“性恶论”、“无赖假设”。 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对统治者持人性乐观的态度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相反，对统治者持人性悲观却导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12](P56)休谟尖刻地指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13](P27-28)托马斯•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14](P22-23)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类论述比比皆是，已成宪政基本通识，是制度防恶的理论基础，我国财政立宪必须坚持这一前提预设。
2.财政立宪的核心
在对待征税问题上，纳税人与政府的态度处于对立的状态，正如穆勒所言，“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减少纳税，少至只能维持政府的必须开支。”[15](P1)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政府官员必然会抱怨财政收入还不够多，财税部门的官员声称民众税负还不够高，但一个受法治、宪政约束的政府对税款的需求必须面对一个宪法性边界，那就是民众的承担意愿。因此，财政立宪的核心主要在于控制征税的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即基于此而提出立宪经济学理论，主张制定财政宪法。因为，“在这种非制宪背景下，未来的纳税人当然易于受到把征税能力利用到极致的政府的剥削”，“未来或潜在的纳税人显然都愿意在预算期开始以前对征税权实行宪法约束，这种约束是为了在立宪以后的所有税期制约财政权力的运用”。如此，人们才能够预测，并且可以适当的调整其行为，当然还包括一些需要较长时间规划的行为。[15](P223)亦即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宪，就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税收法律的了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在宪法中规定税条款，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通过税收汲取公民财产权的范围，如果国家超出范围征税，公民有权拒绝。[16](P50)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税收不应是根据政府需要来决定收取的，更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依据需要完成的公共事务仔细计算的结果。 不同于一般经济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国家财政以非营利性为目的，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国家财政所应考虑的事项，乃如何应用财政手段，达成维持国家的独立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等公共目的，而不再以取得超额的收入为目的。财政上没有求盈余或讲积蓄的观念，因为财政的收入，是以供应财政的必需支出为限度的，并且是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为正常目标的，否则难免不成为“聚敛式的财政”，以致民间的财富集中于国库，这是应该严加禁止的。 民主国家的税收体制都是“量出为入”，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征取。 原因在于：第一，经济学理论及长期的人类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民众个人支配、利用的效率。如果政府税收规定过大，必然使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而这会降低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二，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市场能够解决问题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用税款来解决。而现实中政府用税款所干的很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由社会自己来做，而且会比政府做得更好。给定一个社会，若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则社会占用资源必然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一个重税国家，社会的活力必然会受到抑制，这种损害尽管在短期看不出，但长期来看，对于人的自由和社会繁荣，会有致命损害。[17]
3.财政立宪的程序
财政立宪过程中必须遵守程序的正义。首先，在法治社会，权力是以法的形式表达的，法的权威来自于其制定的民主性。作为原规则的宪法制定本身必须由人民直接参加，或由人民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参加。其次，财政立宪过程必须在“无知之幕”下进行。[15](P4)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即不管这个人处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11](P131-136)哈耶克亦指出，“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18](P278)
三、我国财政立宪的形式与内容
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财政立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分散式，即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分散加集中式，即既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又由专门的财政章节予以规定。大多数财政立宪的国家采用第二种方式，即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再用专门的章节规范财政事项。[9](P77)
财政宪法的内容，具有指导地位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项：[8](P369-371)（1）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民主主义一般又称为“财政议会主义”或“财政议决主义”，指藉由人民代表议会对公财政进行统制的重要原则，其理由在于：由于国家活动所需的资金，最终须由国民提供，在宪法上属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而国家所管理、使用的财产，其原始资金亦根源于国民，因此国家必须仅能为国民的利益而管理、运用。同时，鉴于财政作用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重要性，因此在拟定计划之初，即有必要由议会参与决策、适度监督，以免造成运用上的偏颇。此外，鉴于财政作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使得以预算形态表现的财政计划，俨然已成为政治活动的“节目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制定法，因此亦应与法律一样同受议会的统制。财政民主主义原则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的行政行为，应得议会承认。②不得因身分、特权而免除租税义务。③政府的岁入、岁出应总计于预算书，交由议会审议，并以公开为原则，其使用则依法律规定。④决算书应得议会的承认。（2）健全财政主义。国家以永续存在为目的，国政亦须在安定的财源支持下永续经营，其在财政上的前提要件，则在于财政之健全性。而欲求财政健全，首重收支平衡，因此岁出原则上须以租税等“实质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得依赖公债、借款等“非实质收入”以为支应。财政健全主义内容主要包括：①政府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资本收入、公债现赊借收入及以前年度岁计剩余，原则上不得充当经常支出之用。②政府非依法律，不得于预算外增加债务。③为调节国库收支而发行国库券，应依法办理。④应禁止“赤字公债”。⑤公共债务不得逾越适正规模，未偿余额应设上限规定等。（3）适正管理、营运主义。根据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原理，政府的一切资金均来自于国民的委托，其管理、营运必须适正为之。其通常在制度上具体表现为：①岁出岁入应全部编入预算，以利于议会审议、进行统制的“总计预算主义”。②执行岁出预算时，禁止目的外使用并于原则上禁止流用。③国家作为当事人一方订立契约时，为保公正及节约，原则上应通过一般竞争契约方式进行。④无论岁出或岁入会计，命令机构与出纳机构均应分立。⑤谋求公财产管理的合理成本与利润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财政立宪宜采取分散集中的模式，其完善应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1）基本国策条款中，规定国家征税，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纳税能力，以重民生。（2）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收入用途进行约束，“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15](P31)因此，应明确规定税收必须用于公共支出用途的条款，使纳税义务与纳税目的相联系，为确认纳税人税款使用监督权及进而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确立宪法基础。（3）在宪法第56条后，补充“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的原则性条款。（4）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建议补充“新征税收或变更现行税收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5）补充“公民享有依其纳税能力公平纳税的权利”及“公民有最低生活费不被课税的权利”。（6）规定原则性的公民社会权条款，建议仿日本宪法补充“公民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和有文化的生活权利”。（7）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边界，补充有关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分享权划分的规定。全国范围的例如国防、外交这类的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相应的税款应该由中央政府支配，而地方上的公共服务，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地方征税来完成。（8）明确预算的法律地位， 规定一切财政收支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等支出应优先编列。（9）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地位。由于国家审计权既关乎国家权力配置和权力结构，也关系国家法治的状态，故应优先确定。我国国家政治构造以人民主权为理论基础，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审计权应定位为立法权之下的独立监督权，建议将现行的行政审计尽快地转变为议会审计，赋予各级人大对财政运行以有效的制约手段。（10）增加有关国债的规定，补充“国债发行的主体、条件、程序、规模、结构、利率、偿还，由法律规定”的条款，为我国国债法的立法确定基本框架。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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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M].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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