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企事业单位自建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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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银行卡案例不宜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判模式
作者：宋飞

2011年3月无疑是一个法律维权月，笔者简单地在网上查找了一下“克隆银行卡”的相关判决，就发现这个月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两起对银行从业者不利的法院判决。
一起是广州日报03月11日的一则消息：“储户银行卡被克隆损失近3万 怒告银行
”，这则新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案例：“去年4月6日，储户苗小姐突然接到银行通知，提醒她如果发现账户异常请及时挂失或改密码。于是，她马上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到银行去查询余额。此时，里面就剩5元钱，卡里面27570元不翼而飞了。由于损失巨大，苗小姐立即向厚街三屯派出所报案，经公安调查发现，原来在4天前，苗小姐曾在该银行厚街香榭丽分行ATM机上存过一万元钱，但当时的ATM机，已经被犯罪分子做了手脚——被安装了读卡器和针孔摄像头。不法分子利用读卡器将苗小姐的银行卡复制后，再利用针孔摄像头拍摄下的密码，将苗小姐卡内的27570元取走。事发后苗小姐曾多次到银行反映情况，和银行协商要求其赔付，但遭到了银行拒绝。在苗小姐看来，自己卡内的钱在自己手里，其他人也没动过，但是里面的钱却被人取走，银行肯定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她说：“为客户服务的ATM机被人假装了读卡器和摄像头，银行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并更换，那我的损失肯定可以避免。”于是，她一怒之下一纸诉状将该银行告到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苗小姐的代理律师邱平旺也认为，在ATM上动手脚的犯罪分子作案情景被银行监控全程拍下，而发现账户钱没了也是银行通知苗小姐才发现的，所以银行完全有能力有理由保护客户的账户安全。而银行在庭审时则辩称，苗小姐在办银行卡时，银行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且在银行卡的章程与卡背面都注明了“请勿泄露密码”，因此认为有可能是苗小姐自己泄露了密码。仅凭ATM机被动过手脚就推断出银行卡存款被盗的推理缺乏根据。尽管苗小姐一直说银行卡保管妥当，但仍不能排除是苗小姐本人授意第三人取走存款的可能。不过，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银行全责。银行不服上诉。今年3月1日，苗小姐又接到了东莞中院维持市第二人民法院的原判的结果。法院认定，苗小姐的案涉银行卡存款，是被他人伪造别卡盗窃，因为鉴别伪造银行卡以防止存款被冒领或盗取，应该是银行保障储户存款安全义务的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在涉案ATM机上安装读卡器摄像头，已能说明银行ATM机存在重大安全漏洞，所以银行需全额赔偿苗小姐被盗取的存款。
另一起是福州的案例，曾在近日上了中央电视台：“银行卡被‘克隆‘存款被盗 法院终审判银行全赔”，据新华网福州３月２７日专电，不法分子伪造银行卡后在异地取款盗走存款７．７万元，案件至今未破，储户陈先生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福建省福州市中级法院日前对这起储蓄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维持福清市法院一审判决：银行对储户存款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被判赔偿全部损失。法院审理查明，２００６年３月，陈先生在福州一家商业银行福清支行办理了个人结算账户活期存款存折和个人信用卡，至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陈先生的该账户余额人民币７．７３万元。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至９日间，陈先生的这个账户存款被人在异地ＡＴＭ机上用取款卡取现和转出人民币７．７万元。陈先生发现存款被盗取后，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向福清市公安局报案，福清市公安局于同日立案，但案件至今未破。陈先生的存折和信用卡未曾丢失，根据福清市公安局提供的银行ＡＴＭ机监控录像资料显示，在ＡＴＭ机上操作的取款者另有其人，取款人操作所用的卡与陈先生所持卡在外形特征上有明显差异。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监控录像反映的取款和转款过程，操作人所持卡外形特征与陈先生所持的银行卡有明显差异，可以推定操作人持伪造的银行卡取款和转款，而ＡＴＭ机未能识别。被告作为商业银行，对储户存款进行严格的安全保护义务是其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最主要义务，其提供银行卡存取款服务，并从中获取利润，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理，应当对因系统未识别真伪卡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判决：银行应当向陈先生支付存款７．７万元及利息。
这一前一后两起来自于南方沿海地区的非常有代表性的法院判决，似乎在像人们宣告一个不争的法理：“克隆银行卡导致储户存款在ATM机上被盗，不论是异地支取，还是本地支取，法院都会判决银行承担全部经济损失的”。而湖北汉川市法院去年4月对陈某金穗通宝卡上6万元在荆州被克隆后盗取的判决，似乎也在支持这种司法审判中的思维定势。这样理解对吗？
笔者认为：克隆银行卡案例不宜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判模式，理由之一是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判例和习惯都不是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只能在判案时作为参照为法官所借鉴。我国的法律制度总体上说还是属于大陆法系范畴，英美法系中那种“遵循先例”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国情；理由之二在于，各地的案情千变万花，常言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笔者前不久曾应湖北文赤壁律师事务所陈律师之邀，旁听了一起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上诉。案情和上述两个案例在描述上看似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当事人自称卡上128996元被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并未立案，而且银行作为上诉人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即公安机关在事发前发放给银行下属分理处的《安全防范设施证》，以证明其对储户存款尽到了安全保护义务，再者就是当事人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既选择了侵权责任，又选择了违约责任，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存在这么多差异，仍然要在二审中坚持上述思维定势，认定银行全责，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判决并没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原则，不是一个正义的判决。理由之三在于，克隆银行卡这类智能型犯罪尽管在2006年以后呈现高发态势，但是对其处理还是应该依法依规，在刑事部分尚未作出明确认定的前提下，民事部分的审理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克隆银行卡导致储户存款被盗取的案子，即便是依据2010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该条原文是这样描述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从该法条的字面理解，储户存款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原因而被盗取的，如果银行能够提供自己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那么其应承担的不应该是全责，而是相应的补充责任。这样以来，上述思维定势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此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此类案例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平息银行业和储户之间就类似事件的继续较真！
以上观点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关 键 词】 职务犯罪 预防调查权 程序
【内容提要】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概念、性质、特征、要素和程序性规定，预防调查的目的在于提出有效预防对策，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方法，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实现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在价值。
预防调查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检察预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笔者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务暨检察理论研究的目的出发，通过探究预防调查活动的规律性和法理支撑，期望能对推动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的检察预防制度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预防权是检察权应有之义，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职务犯罪预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执法，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说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职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在全国检察系统成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也说明检察权的行使与职务犯罪预防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职务犯罪预防权是就其实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行政执法监督权过程中的一种派生权力，职务犯罪预防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业务工作, 就是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办案，发现职务犯罪得逞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成规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预防权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检察建议权和宣传教育咨询权。＜＜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第七条至第十三条用七个条文规定了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以下简称预防调查权）的性质、要素和内容。预防调查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单独或者联合有关行业、部门、单位进行。上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定期提出专题调查要求，组织下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是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调查内容是定期对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查明个案原因、症结，把握类案特点、规律，研究区域、行业职务犯罪状况，了解变化趋势。调查方法是开展犯罪分析，应当查阅有关案件卷宗、档案，向有关单位、人员了解情况，旁听案件的法庭审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结果是预防调查结束后应当提交调查报告，并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和制订预防措施。在预防调查中，应当注意发现并依照规定作好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应当就犯罪分析结果提出书面报告并向侦查部门通报。对犯罪分析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并提出工作建议。
二、预防调查权依附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动性、置前性和效果的间接性
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权的主要实现形式，预防调查权的职权基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预防调查活动不能脱离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和诉讼监督活动。预防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体现为立足检察职能开展预防调查，便于监视职权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失序及原因，以便提出检察建议，开展宣教咨询，通过对权力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跟踪监督保证权力干净高效运行。但预防调查权的依附也是有条件的，其行使主体是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而不是侦查、公诉等办案部门。预防调查权也不具有相关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预防对象产生实体影响，而是通过启动检察建议启动纠错机制间接作用于预防对象。＜＜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调查权的相对性作了强调，将其与其它检察职能相对分离并专门授权给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行使。预防调查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 方法有别于初查、侦查阶段的犯罪调查，预防调查的启动不以接受举报或者申请为条件，不以事后查究和处分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是一种通过开展调查，发现犯罪隐患，发出检察建议，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同时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移交侦查部门处理。因此预防调查是一种建设性工作而非办案程序，只要有开展预防调查的必要，经过内部立项审批程序就可以主动进行。预防调查是实施预防行动的前置阶段，准确制订预防方案，有针对性地实施预防行动，获取预期的预防效果，都必须要以预防调查的质量为基础。特别是检察建议与预防对策是否切实可行，关键取决于预防调查的质量。仅有调查质量还是不够的，预防调查效力的发挥必须通过预防对象内部的制约、纠错机制得以实现，预防调查效果的间接性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调查结果，适时发出口头或书面检察建议，帮助预防对象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机制，而这才是预防调查的最终目的。对预防调查权的规定还需要预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建议高检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领导对预防调查权不断总结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在起草中列入预防调查权，使检察预防调查工作有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
三、预防调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程序性权力，其运作过程包括立项审批、移送管辖、作出结论和跟踪反馈等操作程序
预防调查不同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也有别于普通的调查研究，它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一项专业性工作，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最终目的在于查明职务犯罪原因，发现职务犯罪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实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为了保证预防调查的实施，应当实行立项审批。在实践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制度，预防调查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子项目由项目承办人每年提出调查项目，报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立项。预防调查主要有三种类型：个案调查、类案调查和专项调查。预防人员每年每年根据拟开展调查的类型提出调查意向，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明确调查目的、内容、形式、范围、费用等基本要素；预防人员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报预防部门领导审核，同意后报主管检察长审批，经主管检察长同意并发出明确的书面指令，预防人员根据签批的文件开展调查研究；对重要的预防调查如大型社会性调查、涉外性调查等社会影响大的项目应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备案审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在备案审查中发现不应立项而立项的，或者应当立项而未立项的，可以指令下级纠正。实践中预防调查与纪检监察和职务犯罪侦查常常存在衔接关系，必然涉及移送管辖。预防部门在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中收到举报材料或自行发现涉嫌违法或职务犯罪线索，应当参照控告申诉检察职能中的线索分流和归口承办制度，对于应当由其他机关或本院职能部门管辖的案件或事项，应当制作移送函，报经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将相关材料和调查结论一并移送管辖。预防调查的结论和成果，除用于对策分析和资料备份外，还用于提出检察建议。预防部门要根据预防调查制作检察建议，对外送达并跟踪反馈，收集信息，保证预防调查效果的充分实现。
四、预防调查权的实体性权力是讯问询问权、调阅案卷权和社会调查权
预防部门及预防人员开展预防调查应按照审批，制定调查方案，收集相关资料，拟写调查报告，运用调查报告及跟踪反馈等程序进行。在预防调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座谈、调取有关材料，也可以商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勘验、鉴定。其中特别要强调预防调查权的三项主要实体性权力。一是讯问询问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剖析必须通过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才能了解，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及演变规律还需要通过其亲友及单位同事、领导的口述才能清楚，因此预防调查工作需要借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讯问询问权，才能探究到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深层次犯罪心理，才能制订出更有效的预防对策。所以在检察系统内应赋予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讯问询问权，预防人员在案件进行到适当阶段，如办案后期证据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以书面请示的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经检察长审批同意后，可以接触犯罪嫌疑人及有关知情人，制作调查笔录，进行犯罪分析。二是调阅案卷权。预防人员进行个案和类案调查，必须要查阅相关案件卷宗，如果是已结案，可以通过内部程序直接到检察机关档案部门调阅；如果是未结案，涉及案件保密，预防人员应以调阅函的书面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报经检察长同意，同时保守国家秘密，如果发生泄密等不利于案件查办的情况，应查明事实追究预防人员责任。三是社会调查权。对一些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如承担国家级或省市级重点课题，预防人员应积极参与，可以牵头组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联合调查，或开展规模调查，可以和专业的调查机构或知名专家合作，在一定区域内社会预防网络资源对某类群体、现象、事件等进行社会调查，或进行涉外调查，根据等国际预防性文件的规定与外国专家学者选择国际性重大课题开展联合调查。预防人员开展社会调查要经过检察长同意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同时要积极争取本院和上级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五、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程序衔接转化问题
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两种不同的检察职权，分别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或基层检察院专职预防人员）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行使。预防调查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对已发生职务犯罪的单位，职务犯罪多发领域、系统和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项目或自行发现、群众反映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一些情况不明、性质不清、群众反映强烈，在体制、管理等方面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问题，出于帮助预防单位堵漏建制，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而展开的一种情况调查活动。而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是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自行发现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开展初查，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通过取证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犯罪事实，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犯罪调查活动。预防调查权不具有强制性，不经批准不能以预防调查为名直接进行和介入初查、侦查活动，不能使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强制性措施和相关权力，在调查过程中，严禁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对被调查单位帐目、资金等采取扣压、查封等手段，对于调查后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有犯罪嫌疑的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严格按照司法程序移交反贪、渎检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处理，不能自行开展立案侦查。在调查中认为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或存在一些职务犯罪隐患的事项又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党政纪处分的经批准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并以检察建议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要求被调查单位限期整改，协助其开展预防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以上程序具有刚性，不称送即为失职、渎职，预防部门及人员不得违反预防纪律私自隐匿或自行处理涉案线索。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检察工作具有一体性，预防调查的成功运用可以推动自侦查案的深入开展，如扩展案源线索，摸清犯罪规律，提供预警信息等，自侦查案也为预防调查提供丰富的个案和类案典型案例。预防部门要结合反贪部门“以人查案”、渎职部门“以事查案”、控申部门的举报初查等适量组织预防调查，与侦查部门加强协调配合，预防调查与打击犯罪的检察机关内部协作机制。其中特别要注意从预防调查转入侦查的程序转化问题。预防部门及人员即要对不具备立案条件，不能作为侦查线索追究犯罪行为的一些情况，针对某一领域、部门、单位存在制度上、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和容易诱发职务犯罪薄弱环节作为预防事项，缜密甄别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又要对经调查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一方面严格保密规定（特别是对调查对象保密），一方面转换程序，及时向有关侦查部门移交处理。在预防调查阶段所作的笔录不能直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作用，这是因为预防调查与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程序性规定，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涉及权利告知程序，所以预防调查转入侦查阶段后，侦查人员必须制作讯问和询问笔录，至于预防调查中获取的其他书面材料，则可以在按照证据规则补充相关手续后作为书证使用。还需要提出的是不存在预防权与侦查权的合并问题，只有预防部门向侦查部门移交办案权的问题。特殊情况下预防人员经检察长特批可以参与所发现案件的侦查，但必须按照侦查程序进行，此时预防人员的身份已经发生转移，转为侦查人员而与预防业务没有联系。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王 煜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