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人民防空工程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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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案件引发控告申诉案件现状及应对决策

朱真理

在宣威市公安局共受理控告申诉案件中，因伤害案件引起的上访案件占40%，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轻伤害案件。故意伤害特别是轻微伤害案件成为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的违法犯罪案件之一，案件侦办或查处不及时形成群体性事件或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并直接影响到公安机关乃至党委、政府的形象。综合分析因伤害案件引起的控告申诉案件中，控告申诉人的愿望和要求，以及伤害案件频频引起群众控告申诉的原因，对于切实减少类似案件，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一、在伤害案件引发的控告申诉案件中，控告申诉人员要求解决的突出问题
伤害案件的产生原因及其整个形成过程相当复杂，因此引起的控告申诉案件中，控告申诉人反映的内容以及提出的要求也相当复杂。
一是因各种原因未及时结案或及时破案，要求司法机关及时结案，要求公安机关快速破案。
二是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但违法犯罪嫌疑人或伤害行为实施人员在逃或未及时到案，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理，控告申诉人要求及时追究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或民事责任。
三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中形成的伤害案件，因涉及人员相当多，且大多数人员均有姻亲或血缘关系，相互包庇或口径相当统一，难以查明伤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控告申诉人强烈要求追究另一方的责任。
四是要求解决因伤害行为形成的医疗费、误工费。
五是解决与受害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但又不属于公安机关解决的问题。这在因纠纷引起的伤害案件中最为突出，控告申诉人不仅要求追究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还要求从解决产生纠纷的原因的角度彻底解决问题。
六是故意伤害是常见的结果犯罪，从案件的发生到鉴定结果的作出有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有时会相当长，司法机关在先期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有一个等待鉴定结论的过程，但群众对这一过程并不了解，因此误认为司法机关不作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一个较长的过程，也为极少数部门的极个别民警不处警或处警不到位带托辞。控告申诉人往往要求司法机关或侦办民警充分履行工作职责。
二、伤害案件久办未结、久侦未破是引起控告申诉的最主要原因
伤害案件之所以成为引起群众控告申诉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一个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原因是伤害案件久办未结或久侦未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案发时的现场状况、当事人的法治参与能力、基层司法机关的工作水平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一）伤害案件的现场状况相当复杂
一是伤害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边远、落后的乡（镇），地处边远、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在发生伤害案件时群众报警不及时，即使及时报了警，司法机关在客观上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快速开展调查工作。
二是部分伤害案件在案发时受时间条件限制，司法机关从客观上查证致伤受害人的直接责任人或直接行为。
三是因涉案当事人相当多，难以查证致伤受害人的直接责任人或直接行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是在激情之下实施的，现场人员呈一对一态势，证据材料难以相互印证，给顺利结案或案件侦破带来困难。在伤害案件中，通常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一是涉案当事人相当多，双方当事人纠集族间和亲戚以集体“讨个说法”为名，导致群体性伤害案的产生，参与人员比较多，现场状况比较混乱，且在实施群体性伤害行为之前或之后，通常都有预谋、串供行为，以致难以查证致伤受害人的直接行为人，而从限制打击面的司法实践角度看，分清各参与人的罪责、证明每一个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困难，因此很难追究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责任。二是因突发性纠纷引起的激情性伤害行为，一般只有受害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场，对具体的致伤情节存在完全相反的说法，使调查工作获取的材料很难相互印证，形成“孤证”，难以通过调查查明违法犯罪事实。
（二）受害人法制意识增强，但法治参与能力不强
一是矛盾纠纷是导致伤害案件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捆绑式的解决要求给相关部门造成很大的工作压力。因山林、土地、道路、坟地等权属与当事人双方利益密切相关，而又有其历史的复杂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但这些矛盾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各种因素不断激化，就会形成积怨最终导致伤害行为产生。在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后，受害人一方自认为自己不仅在利益客体上受到了侵害，还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也受到了伤害，通常将现实的伤害行为与其他利益诉求捆绑起来，要求司法机关一次性彻底解决，客观上增加了工作难度。
二是受害人不愿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但又希望得到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及时解决。一方面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但法律法规知识掌握得少，在与他人发生矛盾、利益受到侵犯或者是受到不法侵害时，部分群众不知道由何机关来解决问题，不知道运用何种法律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伤害案件突出发生在家庭（族）邻里之间。由于居住较近，复杂的利益交织较多，处理得好会成为融洽家庭、邻里关系的润滑剂，而一旦产生矛盾，因为居住较近往往使这些矛盾得不到淡化处理，形成积怨导致伤害行为产生以后，也很难从心理得到及时化解，受害人一方希望得到补偿，但又不愿冒“打一场官司，输几代人感情”的危险，这成为一对双方当事人和司法机关无法逾越的矛盾。但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从化解矛盾，防止事态升级转化的角度出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害人一方在不主动提起诉讼的同时，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及时解决因伤害案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三是解决期望与实际标准之间通常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事人希望从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对解决因伤害案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涉及经济补偿问题一般都抱有比较高的期望值，但在解决过程中这些期望值达不到，就以拖延时间来给对方或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以致案件久办未结或久侦不破。
（三）极个别基层公安机关或基层民警工作作风不实，工作能力不强也是导致伤害案件久办未结或久侦未破的重要原因
一是基层公安机关或民警对伤害案件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的受理、侦办理解存在偏差。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轻伤害案件均有管辖权，即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可由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再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也可以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在受理轻伤害案件后，经常以“自诉案件”为由终止调查，使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上访案件激增。
二是接到群众报警后不及时出警，收集固定现场证据，而是简单的交待受害人先到医院治疗，待鉴定结果出来后再调查取证，在这一期间，现场状况发生了改变，违法犯罪嫌疑人有机会抓住受害人住院治疗这一有利时机，精心策划应对策略，造成证据丢失或证据转化。
三是极少数公安机关民警工作方法简单。伤害案件的产生或形成相当复杂，当事人在陈述过程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甚至歪曲事实，而极少数公安机关民警缺乏工作耐心，对一时说不清的情况，不是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陈述，而是简单粗暴的以管人者自居，说一些刺激甚至伤害受害人感情的话，不仅未及时解决问题，还因此带来新的问题。事实证明，只要有一定的耐心，听当事人说清楚情况，许多问题就不难迅速解决。
四是跟踪处理不到位，对当事人提供的线索未及时查证，对受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未及时追缴，引起受害人不满导致控告申诉案件的产生。
五是部分民警在接待人民群众时，因个人法律业务素质不高，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方法简单，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讲一些结论性言论，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三、严格规范处置接报警情是预防伤害案件引起的控告申诉案件的重要途径
一是建立健全基层治保组织，明确基层治保人员，使在伤害行为发生之时起，基层治保组织既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又能以见证人身份先期了解案件真相，为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获取第一手材料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对伤害案件从接处警环节开始就建立首问负责制，避免因接处警不当贻误战机，丢失证据，形成控告申诉问题。对所有伤害警情，无论伤情鉴定结论如何，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都要按程序迅速出警勘查现场，尽快收集固定证据，并制作规范的笔录，对不存在违法犯罪事实的，应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送达报案人并存档备查；对伤害事实存在的，适时委托鉴定机构对被害人的伤情做出鉴定，《法医鉴定》做出后，及时送达被害人，属于轻伤的在送达鉴定结论的同时，书面告知被害人有自诉的权利。
三是明确伤害案件侦办终身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严格按照主办侦查员制度，对案件终身负责办理。特别是对邻里纠纷、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容易引起控告申诉问题的伤害案件，不管伤情鉴定时间长短、结果如何，必须明确相应的责任民警，先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让案件材料等待伤情鉴定结果，决不等待鉴定结果出来后，现场状况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时再补充案卷材料；确定主办侦查员后，必须实行限时办结制，避免因无限期的拖延引起群众上访。
四是进一步规范轻微伤害案件的受理、办理和办案程序，避免接警、处警过程中的随意答复到人民法院起诉的严重不作为行为。法律及相关解释没有规定轻伤害案件只能自诉不能公诉，而明确了需要侦查的轻伤害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受害人及家属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就应当立案侦查。并通过立案侦查依法处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很少有能力和条件收集到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全部证据，如果要求轻伤害案件的被害人都去向法院自诉，既与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也是不现实的。对由《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伤害案件，但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应该受理并及时调查取证，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征求受害人意见，从“接受公安机关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三种结案方式中自由选择办理方式。
对于受害人要求由公安机关调解的，应制作笔录在卷备查；对于选择自诉的，公安机关应出制作询问笔录在案，自诉后办案单位凭法院的立案通知或调查证据通知等法律手续，将证据材料移送至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自诉到法院，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公安机关应当侦查终结后移送法院，按自诉程序办理；对被害人要求公诉的以及属于轻伤偏重，持械伤害，手段情节恶劣，在公共场所故意伤害他人，多次伤害他人，故意伤害老年、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可能打击报复证人，可能再次发生斗殴伤害等案件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相应的刑事强制措施；如果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逃跑，也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刑事拘留，及时向检察机关报捕移送起诉，并告知受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五是提高办案民警的工作能力，避免因个人因素导致工作的随意性。受理伤害案件的过程中，民警必须讲法言法语，对当事人的答复一定要建立在公安机关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基础上。
六是对伤害案件建立集议案制，根据案件产生的原因、受害人的要求等，有针对性的确定议案人员和旁听人员，以公开求公正，以公正求公信。

（作者：云南省宣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朱真理 ）



　　【摘要】2010 年10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着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历经七年的试点运行后实现了全面推行,也标志着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宏观架构和微观制度设计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改进并走向相对成熟和完善。《规定》运行一年多来,促进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在法律依据、人民监督员选任主体、选任方式以及监督程序设置等方面尚有不完善之处,亟待予以完善。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 外部监督 监督程序 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宏大背景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自2003 年开始在我国试行,在历经七年试点后,在学界和实务界的不断探索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26日颁布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对于从外部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促进检察权的公正行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中尚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亟待法律层面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两大方面进行探讨。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规定》运行以来,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深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操作中,也暴露了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41 条和第27 条作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宪法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7 条的作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依据,均为原则性、间接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无法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提供直接的、足够的法律支持。截止目前,我国专门调整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 年10 月颁发的《规定》。尽管该规定内容详尽具体、可操作性较强,但它仅仅属于部委规章,效力等级较低且具有较强的部门色彩。

　　2、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存在先天不足

　　从本质上讲,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属于一种“体外”监督。因而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及其监督权的取得,不应该来自于被监督者。但是,根据《规定》,从确定人民监督员的名额、地区分布,到对推荐和自荐人选进行考察、拟任人民监督员人选的提出,乃至选任决定的做出和聘任证书的颁发,这一系列的行为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如此,目前的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存在一个的先天缺陷,即“检察机关自己请人监督自己”。这样,人民监督员自身的中立性和公信度会相应受到削弱,一定程序上会影响社会公众对人民监督员监督效果的认同。

　　3、人民监督员选任条件大众化,缺乏专业性

　　根据《规定》,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施监督的情形共包括七种,案件一旦进入监督程序,人民监督员形成的监督意见对受监督的检察机关的最终决定和案件的处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一种专业性、实质性的监督,需要其具备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实体和程序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根据《规定》第4 条,目前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相当宽泛,更无具备相关法律知识的要求,从而导致人民监督员大众化倾向明显。

　　4、监督程序设置不尽合理

　　“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人民监督员制度程序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于增加程序的可操作性,实现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无疑十分关键。根据《规定》第28条的规定,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了解是书面的、间接的,本身并不参与案件的调查和审理。一般说来,这种只对案件书面审理的情况,只适用于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案件。显然,送请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并非都是如此。

　　同时,根据《规定》,人民监督员在案件承办人介绍案情、说明拟处理决定(意见)的理由和依据,以及简要回答相关问题之后,要当场进行评议、表决和提出监督意见,而没有为其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在目前我国人民监督员大众化的情况下,要使其短时间内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以及法律适用情况,并进而提出客观、公正、有参考价值的监督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人民监督员监督效力问题

　　制度运行中的效力及其与效力相关的所有问题是研究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基本标准。制度的效力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拘束力。从试点到全面推行,有关监督效力的推进步伐缓慢,没有取得实质性地突破。相反《规定》中省却了人民监督员对检委会决定有异议时请求上级院复核的程序。

　　6、人民监督员缺乏硬性问责规定

　　《规定》在第20条对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却只字未提。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具有程序上的效力,实体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目前的相关规定使人民监督员的责任约束很少,使人民监督员的权力和责任明显失衡。

　　二、对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议

　　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全面推行,但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在人民监督员制度走向规范化阶段的未来,我们需要对《规定》进一步完善,以期待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深化发展。

　　1、 完善人民监督员法律规范体系。

　　目前,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直接法律依据仅仅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一系列部门规章,使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推行和实施缺乏权威性、严肃性。应以现有相关立法为基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人民监督员法律规范体系。首先将规范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立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门规章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保证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权力,有效防止权力滥用,规范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行为,健全监督程序。待条件成熟时,再专门针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专门立法,对人民监督员的法律地位、任职条件、选任程序、监督程序、范围、程序和效力等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

　　2、科学设定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问题,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式可资借鉴,即由对检察机关有监督权的机关——各级人大常委会来组织选任。这种方式既可以克服目前由检察机关自己选任自己的监督人方式所导致的弊端和不足,又可以体现人民监督员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同时还可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

　　3、在大众化基础上,加强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