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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族法散论

张基奎
（苏州大学法学院 215021）

摘 要：家族法发源于前国家时期的初民社会，在进入国家社会以后，与国家法共同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家族法在表现形式、调整方式、调整范围及社会功能等方面与国家法有所差别，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
关键词：家族法 国家法 社会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发展阶段，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相关联，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促进了家庭结构和职能的变化。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选择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1](P.72)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对传统家族法制度——特别是作为其一部分的宗法制度——的重述，而重点在于从家族法与国家法对比的角度阐述家族法更为悠远的历史痕迹，以及它如何在与国家法的相生相克中演化和生存。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都有家族法的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出现“衰落的表象”，而突出体现出对人精神世界的指引。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个人的位置——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家族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生活在家族之中，家族是人进行自我完善的第一环境。即使国家产生以后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但统治者家族也是国家的基本内核，国家成为家族的放大物。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对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简要的勾勒；第二部分分析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的功能，特别是如何成为人们的精神规范的；第三部分叙述家族法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如何对国家法进行借鉴和补充；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
一、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
梅因认为：“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1](P.5)那么，这种“惯行”在家族中是如何体现的？因为家族首先是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保持血缘关系的健康和纯洁是家族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以，婚姻禁忌应是家族惯行中的基本内容。其次，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人们需要通过祭祀来寻求精神的宽慰，祭祀的礼仪也逐步成为一种规范。再次，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如何进行劳动分工才能提高效率、如何分配劳动果实才算公平，最初的正义观念和技术规则促进了家族的团结和繁荣。最后，当有家族成员违反了某项行为规则或触犯了禁忌习惯时，要给予处罚，以保护家族的整体利益。
所以，当我们不过分保守地看待法的概念的话，家族法——至少是其萌芽状态——在人类第一个家庭出现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家族法的演变可从四方面来讲。
第一、家族法的萌芽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它的基层组织就是以家长制为特征的血缘家庭。这种社会单位的维持和运转主要依靠氏族内的家族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家庭内己经包含有奴隶制的农奴制，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存在着最初的社会对立。[2]这种家族法己经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家父权特征是与男女在劳动生产中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
第二，周代的家族法制度，又称宗法制度，是直接从原始的父系氏族家长制发展起来的。周族实行大规模的宗法分封，形成了宝塔式的宗法等级关系，凭籍亲亲尊尊、尊祖敬宗、孝仰思想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里有必要对血亲和宗亲进行简要说明。“血亲”指的是一切人，从血统上能追溯到一个单一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而在血亲的世系表上，我们每到达一个女性的名字时立即停止，把女性的卑亲属完全除外后所有遗留下来的人就都是“宗亲”。[1](P.85)可以看出，血亲和宗亲的区分是对家父权的进一步强化。
第三，秦汉至近代的家族法制度可分为如下阶段：秦汉时期是发展的初期形态，表现为个体家长制家庭与旧的宗族的并存，在个体家庭中繁衍发展起来的新的家族势力从逐渐形成到发展壮大；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表现为家族势力发展到能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家族的统治和组织与地方上的政治统治和组织又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但家族势力常处于和中央政权对抗割据的形势；宋以后和近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时期的家族法也发展到后期形态，表现为家族不再掌握有地方上政治军事权力，家族势力完全服从于皇帝的政治势力，家族法组织不构成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家族法统治与政治统治配合得更为紧密。
二、家族法的社会功能
家族法的社会功能随着家族在社会关系中角色变化而不断完善或丰富起来。此处讲完善或丰富不尽准确，特别在国家产生以后，以国家意志而拟制的法律——其有的内容是从家族法转化而来，或者本身就是对家族法的限制——不断剥蚀家族法的调控领域。在汉代以后，法律的儒家化起到了对家族法的打击和拉拢的双重作用。梁启超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有人申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家族本位的法律。这不甚全面。家族法远远早于国家法的产生，具有独立性的一面，甚至抵制国家法的侵蚀，在调控社会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但总的趋势是，家族法不断向国家法妥协，甚至成为国家法的附庸。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尤为明显。
第一，经济功能。家族共同体利用自己的群体优势，经营家族财产，并联络各自独立的家庭组织劳动生产，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有的家族直接将涉及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写入家族法，要求族人执行。如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池塘养鱼须常供粪草，旷地须当栽梨、柿、桃、李、梅、栗诸般果木及菽麦、麻豆、薯瓜、芋菜之类，培泥铲草，随时加察。”[3](P.962)对于农业生产中的很多细小环节，家族法都有具体的规定，其中不少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辅助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治安功能。家族组织利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家族法调整族内社会关系，维持族内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管理人数不足的缺陷，使国家统治渗透到社会底层。此外，家族法对于族人的言行举止各有限制性规定，族人若有过犯，首先必须经家族机构依家族法处理。这样，正如清朝巡抚陈宏谋所言，“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教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4](PP.184-185)一大部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在家族内部解决。
第三，教化功能。即纯化族人家人的道德，约束族人家人的思想行为，使家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在家族内部，忠孝信义等善恶品评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特别在汉代以后，家族法直接从正面倡导儒学，不仅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准则，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也以儒学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意识，要求家族成员无保留地接受。清朝嘉庆年间归安《嵇氏条规》规定：“男子生而能言，便须以礼教诲，……毋得游手好闲，习学非礼。”[3](P.983)
第四，福利功能。在家族法中规定助农工、扶老弱、恤忧患、实义仓等条文，要求族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崔氏《四民月令》中劝勉宗族乡党说：“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堪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贫乏，务施九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分厚撤重以救其寒；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同宗有贫寡久丧不砍葬者，则纠合族人共兴举之。”[5](PP.6162)另外，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需要各户共同出力完成。
三、家族法的法律形式
前文已经提到，在国家产生以前家族法就已经存在了。这时的家族法在形式上是十分杂乱的，主要是口述约定，代代相传。（国家法在初始阶段也是口述形式的）文字发明出来以后，古代文明出现质的飞跃，为家族法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尽管国家法在调控领域上不断对家族法进行挤压，但其为家族法在法律形式上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国家法进入成文化以后，家族法越来越成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制定的家族法往往由皇帝出面予以肯定，其法律效力无疑非同一般。如孔子后裔在制定家族法时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肯定，清代时又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一般家族的家法族规，为了获得官府的肯定，也往往主动送到地方官府批准后再使用。当这种家法族规制定的指导思想被御定，内容、措施被官府批准后，实际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法律渊源。
第一，罪名设置。家族法与国家法由于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不同，在罪名的设置上各有侧重：首先，对于国家法中的罪名有取有舍。大多数家族法没有专立谋反、谋叛及六杀罪名，反而都将盗窃、赌博、奸淫等列为专条定罪量罚。其次，单独设立罪名。比如，为维护家族秩序，家族法设立一些特别罪名，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如“戒诉讼”、“禁嫖荡”、“禁凶暴”、“惩贱役”等条文。再次，在某些方面与国家法的规定相对。[3](PP.935-936)如大多数家族法舍弃国家法中“亲属相为容隐”的制度，明确规定亲属之间相互有举罪责任。这主要因为，如果搬用该制度，势必造成人人容隐、家家相庇的局面，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持不利。
第二，处罚方法。对违反家族法行为的处罚方法比较繁多。从《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氏家族常见的处罚方法有训斥、赔礼、记过、停胙、革胙、罚谷、笞责、罚跪守香灯、鸣官、拘押、枷号示众、处死等26种。[6](PP.752-755)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盗葬、奸淫等破坏族内尊卑名分、伦常礼教的行为，家族法均给以严厉处罚。由于伦理血缘关系是家族共同体的组织骨架，在家族法与国家法各自的处罚体系中，家族法对之处罚所达高度远远超出国家法之罚。其次，对于一般犯罪行为，家族法的处罚程度较国家法为轻。盗窃、赌博等行为触犯国家法也触犯家族法，破坏家族内部社会秩序。但是，它毕竟不是对伦理血缘关系的直接侵害，所以家族法没有将其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此外，这些处罚方法还具有以罚祭祀为主、族内判决与鸣官治罪结合、数罚并用、类推定罪等特点。
四、结论和启示
正如西方法律体系中存在教会法、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等一样[7]，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中华法系的完整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和君权十分强大，甚至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对其进行牵制——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但革命以后，又形成新的专制国家和君权。在此历史情境下，家族法越来越被遮盖在国家法的阴影中，在阶级分析者看来，它们已经实现了“融合”。我们说，家族法与国家法有一致的地方，否则的话，同存于一个法系中才真的奇怪。但是，这种一致程度不能过分估计，所谓“家族本位”的观点也要谨慎对待。中国家族有一种先天的“等级和偏见”（此处并不是贬义）特质，某个家族夺得国家政权是不愿意和其他家族分享的。正所谓君臣有别，其他家族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权。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资源系统，天下在政治名义上可能是某个家族的，但不同的家族，其利益是不同的，试图实现绝对的服从往往导致国家的短命（秦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照样存在利益的多元化时，如何实现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就十分必要了。革命是其中最极端的手段，但革命之后就需要制定规则——主要是国家法的制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权的更迭对家族法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反映了家族法的固有的韧性和连续性；反过来，家族法则给予新的国家法以提示，并实现不同家族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道德文化利益等——之间的重新分配。
前面提到家族的“等级和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家族在社会关系中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除了防范其他家族的侵入外，也防范国家权力对家族事务的过分干预。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独大”恐怕只是理论和政治意义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君权要考虑“家族权”的反应。有句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形象地反映了君权的触角也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这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控的正是家族法——表现为家族的自治。家族自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没有完全独立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许多人忽视家族法的原因。它经常把内在精神结合到乡里制度中去，也就是说在运行层面借助国家的基层行政力量。这是对大多数普通家族而言。而对一些地方豪族来说，不必依靠乡里制度的庇佑，便能发挥自治功能，甚至牵制地方行政力量。[4](PP.188-196)
家族自治的稳定性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家族的团结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尽管也可能限制个性发展，人们面对的第一人际关系就是血缘亲情，而不再像远古社会那样是野兽般的竞争。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解放，个人需要成为第一需要，这是否是向远古社会的某种形式上的蜕变？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因为他学会了站立和使用劳动工具，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理性，懂得了关心人。脱离了家族的背景或割断了家族的脐带，我们又会成为荒原上孤独的灵魂。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家族法及其有关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阶级分析者们已强调得够多了，这里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钱宗范．中国宗法制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3]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C]，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4]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袁兆春．孔氏家族宗族法研究[C]，法律史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张基奎（1973——），男，汉族，江苏沛县人，苏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法理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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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悖论
——兼析以秩序与绝对权威为法院的世纪主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也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作为一国法治程度高低的标志——法院，面临着我国长期人治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如法官与法院独立审判、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法院和法官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院和法官与检察院和检察官的关系，以及在这些体制下产生的法官与法院的社会的信用问题和所谓的公正与效率的等等问题。法院也意识法院的现状存在很多问题，但非常令人遗叹的是法院却将公正与效率定为世纪主题。法院围绕着这一世纪主题，在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提出了各项改革措施，如司法为民、机构改革、庭审改革、法官和书记员的改革等等。
法院和法官是一个中立的职业，是法律的维护者，法官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忠于法律，而且是对法律的绝对服从，无任良法与恶法，唯法律至上。法院和法官与当事人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因此法院和法官的改革的目的侧重法院与法官自身的完善，而不同于企业与客户间相互依赖性，企业是以其能更好服务的客户对象为改革的目的，（行政机关也与企业类似。）这就是说法院和法官的改革不是以围绕着当事人而展开的，为当事人着想不是法院和法官改革的全部，是目的但不是最主要的。而公正与效率是围绕着当事人展开，采用了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显然不当。而且确定的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不成立。如公正与效率确定为世纪主题对法院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不可估量的，法院在走向法治的路途不仅更加无为而且迷失了方向。
法院上述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是法院对内对处的合理秩序没有健全，法官与法院的权威性没有得到体现，而且日益被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分割，而不是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因此只有秩序和绝对权威才是法院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法院的世纪主题。
一、确定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的事实依据不成立。
世纪主题是我们要以一个世纪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确定世纪的主题一定要全面的分析，是不是要用一个世纪去解决的问题。公正与效率作为世纪主题的事实依据必定是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法院大量的不公正和效率低下为依据的，这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就公正而言，这是法院和法官不能接受的事实，我相信绝大部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都是公正的，如果有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是不公正的，也断然不会是大部分案件是不公正的。从近年的法院工作报告的人大会通过情况和法院的上司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情况来看，也足以说明公正不是法院和法官所面临的问题。就效率低下而言，这也是法院和法官不能接受的事实，从审判角度来看，现在有些基层法院要求法官在诉讼法规定的三个月、六个月结案的缩短到一个月结案，并作为办案法官的考评依据，不说其不合理性，但足以说明法官办案效率已远远超出了法律的期望——公众的期望。从执行的角度来看，民商事案件的执行率与执结率确实很低，但这不能说是法院和执行员办案效率低下，法律和法院始终要与经济交往、民事行为的本身有所区别的，法律和法院不可能代替市场经济本身的功能，这里没有什么执行风险，只有经济风险和民事上的风险，有风险必然要产生权利可能有限的维护甚至得不到维护的情况。而中国百姓向来有息诉的传统，不到债死不为诉，当然在执行后达不到诉的愿望的情况较为普通。但现行的体制和法院自己承认执行难执行率执结率低，看来法院是要代替经济、民事行为本身发挥大作用，如果成立就好了，大家不必考虑风险问题，只要有生意就有钱赚，有法院作保险，但是事与愿违，法院在经济民事活动中无所作为并背上执行无能的黑锅○1。（现实中这种情形极其普通，如有些银行在当事人数次借款未还，债台高筑的情况，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信用问题勇于放贷，诉至法院，银行将所有责任归于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坚持执行难这一荒谬论断。）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执行率不高根源不在法院，效率低下也并不是法院存在的问题。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都不是法院和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被法院和法官所承认的问题，当然不会是我们法院需要用一个世纪是解决的问题。
二、确定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的理论依据不成立。
世纪主题是我们要以一个世纪解决的问题。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那必须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否则是无根无据，胡说八道。法律的价值中基本的价值是法律的秩序价值，其他的法律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效率、公平、人权等等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没有秩序其他的法律价值始终是空中楼阁。公正与效率始终是秩序上公正与效率，是秩序的合理因素的外在表现。如以公正与效率更为接近法院设立的目的，作为法院对外的象征倒是未尚不可。但以公正与效率为世纪主题倒是有要么不公正、效率低，要么现在的公正与效率还可继续发展更加公正更高效率这样的两难选择，总之法院目前的不公正与效率低是被落实了。
法律价值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选择的合理性，如公正与人权发生冲突时，是公正让位于人权还是人权让位于公正之间对于以实证哲学为基础的法学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如死刑制度的存废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公正与人权的冲突。这一道理说明在法院在众多法律价值的取舍、互补过程，突出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公正与效率必然是法院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要我们以牺牲其他法律价值为代价，但我们前面分析过，公正与效率不是法院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这样说来理论依据又不足了。唯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采用“法官怀疑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一个世纪的主题是建立在这捕风捉影的事实和理论上，法院和法官的改革不如就此终了，法官的精英化和法官的权威之路不再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三、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确定对法院的影响
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一经确定，对法院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进一步削弱了法院和法官的权威，这对本已是无权威可言的法院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是社会和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的信任程度降低了。公正与效率成为法院的主要问题，而且是法院提出来的，公众对法院和法官产生不信任是难免的。而且越是改革越令人不信任。（在此不再累述了。）
二是法院的改革在错误的主题下迷失了方向。法院近些年来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进行的改革，产生如法律白条也是不公正的审判的谬论，案件审结经申请法院没有去执行，是法院的错，用尽了法律执行不了，是法律的错，一个没有执行能力就应让其破产，因此理论上没有执行不了的案件，当事人得不到判决书中的权利是民事经济活动的风险问题与法律和法院无关，特别是商事法律只保护商事活动的过程而不可能去保护商事结果，因法院要维护的结果也只是过程中的结果，而不是商人商事活动的最终要实现的结果。再如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进行的改革，采用的诉讼风险告之和执行风险告之等改革，以减轻法院的这些年执行难的负面影响，好像案件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风险，这就麻烦了，这肯定是法院和法官干的事。但事实上，任何案件本身不存在风险，如果硬说一个案件存在有风险，那在起诉前便产生了，而不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产生，在起诉时当事人拿了一大堆的风险提示，要让不懂法律的当事人看完看懂大费脑筋，大有告诉社会与公众难打的官司你们不要打，要打就打容易的，理解再深一点就是提倡当事人息诉，因此诉讼风险告之和执行风险告之等改革实际上是法院在作茧自缚也违背了法院设立的目的，也法院对自己手中的司法最终裁量权的否定。再如围绕着公正进行的改革，提倡提高当庭宣判率减少暗箱操作，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是思辨的过程，有事实的分析、法律关系的逻辑思维、法律条文选择等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现在提倡的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原则下，更应当提倡的定期宣判，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法官断案的谨慎和公正，而通过庭审便轻易下判，倒是有未审先判，暗箱操作之嫌，如刘涌案当庭宣判，判决书还能作到洋洋万言，是说明了审判人员的素质高，还说明了什么？再如围绕着效率进行的改革，一些法院开展的评选办案能手的活动，明显的与法官的职业特点所具有的被动性不符，法院也因产生了年办案上400件的办案能手，更有甚者年办案上千件，以一年办案400件，一年220天上班，一天8小时，一年满勤共有1760小时，平均一件案件庭审、阅卷、制作法律文书，只可用4小时。经验○2告诉我，如果每件案件平均下来不超过4小时，对于只能说明办案能手其中的某项工作是由别人完成的，甚至是根本没做，这样说来我们评选出的办案能手，就打了折扣。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法院改革的盲目性，逮到什么改什么。事实上从法院的每一项改革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盲目性，在这不在累述。世纪主题不针对法院存在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中心自然要偏离了方向，当然也是越改越糊涂。
三是法院和法官更加无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作用更加突出，在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有为。从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而言，就暂且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而言，所谓的三大司法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落实下来就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力和权威要比法院大，所以刑诉中有价值的赃物和赃款无需移送是理所应当的，无视我国刑诉法的基本原则，未经审判便以被告人违反刑法为由开出罚没收据，与其说是有违纪权，不如说是藐视法庭，法官独立审判权在这种体制下又有多少。尤其是检察机关，在公检法一条龙作业的不合理的方式中，唯我独尊，法院为蛇尾当然不奇怪。这些问题说起来好像是说公检法三家争权争钱的问题（为什么三家争权争钱这个奇怪而普通问题，在此不深入，点到为止），但其实质只有一个，法官和法院的权威和权力被削弱，而是公检向法院争权争钱，再往深一点思考就是司法体制上问题。要改变现状，需要改变的整个司法体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法院公正与效率的问题。
公正与效率确定为法院的世纪主题，对于法院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和检察官是使这一主题得到实现的另一重要主体，公正与效率更加突出了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地位，更加突出法律对法官的怀疑论，检法的地位将进一步倾斜，倾斜的结果是检察官更加权威，法官更加懦弱。法院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提出这无疑是法治的倒退，而这种倒退却是法治程度的象征——法院造成的，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四、世纪的主题是秩序与绝对的权威的事实与理论依据
我们要确定一个世纪的主题或者是法院和法官改革的重点，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相应的理论依据。法院和法官现阶段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一是法官和法院的对内对外没有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制度——即秩序，如法官与法院独立审判、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法院和法官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院和法官与检察院和检察官的关系、以及在这些体制下产生的法官与法院的社会的信用问题，无不反应了现阶段我国法官和法院对内对外的无序性。如我们提倡法官和法院的独立审判，但我们从内从外对法官和法院的权力的分割，对内法官要服从上级，法院要服从上级法院，对外法官和法院要服从大局，人事任免无不受制于人，工资全凭财政发，法官和法院有上级部门和领导，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上级部门和领导仍是上级部门和领导，而不会变成当事人，不是法院和法官独立，倒是上级部门和领导的独立，这说明了我国的法官和法院的制度无序性。再如法院的机构与法官的改革问题，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法律能说明白法官是什么，只是说法官是法院的审判人员，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3，因此产生了很多至退休还没办过案件的法官，高级法官，大法官。法官概念不明白，改革自然也就没方向了。再说得到部分执行的《法官法》，采用了很多两重标准（法官法的执行就是两重标准），如领导不必参加司法考试，法官资格需一资格一学历，现阶段不符合条件的法官，在2005年前取得学历即可。那司法考试怎么办，不知何逻辑，前一个好理解，领导不办案，后一就不好理解了，有点像重学历不重能力的感觉。总得说来就是乱——无序。后面的不进一步说明了，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前法院和法官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秩序。
上面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秩序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绝对权威呢？在合理的秩序基础上产生得一系列的问题如公正、效率还有权威等等问题，但为什么只有权威才能称得上世纪的主题。只有权威才是秩序最完全体现和秩序的维护者。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当法律失去了权威，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中国要走法治之路，必须与法院为主体，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决定了一国法治程度的高低，而不是以法院和法官的公正程度和效率的高低，公正如果不是权威下的公正，是落实不了的公正，实际上也是无公正可言。正如百姓的判断即便是公正的，但在法律面前也可是错误的，合理不合法根源在此，合理性也在于此。效率更是如此。除了上述理由，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国法院和法官的现阶段——法院和法官已经弱化为一般的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社会和公众而言法院的判决信用不高，地位不突出，千里上访未必会想到有法院，也决定法官和法院的权威不仅仅是一般的权威而应是绝对的权威， 只有任何权威在这种权威下都必需无条件的退缩，不允许有任何权威超越这种权威，秩序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才可能实现，公正与效率才有意义。
还有需要点明的是秩序与绝对权威不是经过我们法院和法官的短时期努力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全社会的、长期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得到实现的，法院在这个过程是绝对的主角，可以值得我们法官用一辈子，一个世纪为之奋斗。作为一名基层的法官深知要确立和实现这一主题的艰难和几乎不可实现性，但愿为之呐喊，为之奋斗，如能引起法律学仁对此思考，便觉得很满足了。
注释：○1上海社会科科学院张国炎教授认为商事立法的目的只是保护商事交易的过程顺利完成，而不在于保护商事结果。本文采用张教授这一观点。
○2在绝对满勤和理想的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常见的干扰事项，如当事人未准时出庭、送达，财产保全，不通过审委会，一件案件开庭前的准备30分钟，庭审1个小时（当事人不喜长篇辩论的），阅卷1小时（案件厚度不得超过60页），评议30分钟，制作法律文书和签发1小时（2000字/40字每分钟），宣判10分钟（2000字/120字每分钟）共用时4小时10分，这中间还剔除了其他审判人员大量的工作。
○3笔者认为，现阶段法院系统的办公室、调研室、政工科、立案庭等工作人员执行员均不应是法官，其工作性质却不具有任何法官职业特点，应与法官相区别。
参考书目：
○1葛洪义主编《法理学》，1999年1月第一版
○2卢梭《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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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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