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法

上一篇: 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桂林市市辖区教育费附加使用办法》和《桂林市市辖区地方教育附加使用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宝鸡市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确定
　　　　　　　　　　　　　　　　　　　　——以美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

　　　　　　　　　　　　　　□刘宏渭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是指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着眼于“商业性的销售者”，通过《侵权法重述》和判例，逐步扩展了商业性销售者的范围。而产品缺陷责任主体正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营利性行为的商主体，确认产品责任之责任主体的依据恰是商法效益至上与民法追求公平这二者之间的博弈。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产品极大丰富，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产品侵权责任也就应运而生。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产品责任制度的美国，通过司法判例以及示范法的方式创立了科学的产品缺陷认定规则。1964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适应当时社会经济背景，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归则原则，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也随之盛极一时。但随着在产品责任领域严格责任日益向绝对责任转化，产品责任危机出现。为了平衡保护消费者与制造商的利益，美国的司法判例开始了对产品责任回归过失责任的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莫过于1997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的问世。它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认定规则，并最终明确规定了产品售后警示义务和产品召回义务。产品缺陷制度的诞生以及发展的历程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产品致害责任从合同责任向过失责任再到严格责任的发展，产品责任构成的核心要素也先后完成了从契约到过失、担保再到缺陷的演进。此后，与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向过失责任“软化”相伴生，缺陷也逐渐融入了许多过失的韵味，同时又表现出了与担保的兼容。

一、美国法关于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规定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对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足以引发如今所说的“产品责任”的唯一交易是商业产品销售。根据《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规定，“产品责任”在严格责任及担保责任之下，对于任何商业上的销售者（any seller in the business of sellinggoods of that kind）均适用。该款中包含了一个关于谁符合“销售者”（one who sells）条件的问题。此种将产品责任主体限制在销售者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担保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的渊源，而担保法传统上仅关注销售事务。在严格责任的发展形成时期，法院将产品责任扩大到了非销售交易，但总是视同销售交易。（注：1964年通过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第1项A款的适用局限于“销售缺陷状态的产品的人或公司……”，之后法院开始将因产品缺陷所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涉及产品分销的一些非销售性商业交易。）然而，“销售者”的范围涉及哪些主体，确是一个适用产品缺陷责任的重要问题。从《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将销售者进一步区分为生产性的销售者和非生产性的销售者。但不管是哪一种销售者，法院均认为其从事了商业性销售行为，并且因其商业性的产品销售导致了受害人的伤害。这样一来，如果产品构成了受害人的伤害原因，那么，销售链上的任何销售者（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对于缺陷产品的销售都应承担责任。具体而言：

第一，产品制造人。生产商通常是销售者，因为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虽然一般不是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产品制造人负“严格责任”之基本理论，是因为消费者的损害来自产品制造人造成的危险而且制造商从交易行为中获取利润。新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是一样。“产品责任”系保障消费者能安全地使用“产品本身”；而商业上销售商品的方式有贩卖、出租、赠与及提供服务等。多样化的行销方法，自然会产生上述多种形式的销售者，当造成消费者损害时，是否均适用“产品责任”的问题。因此，除产品制造人外，需对多种形式的销售者予以说明。

第二，动产经销商或零售商。在1975年的“彼得森诉卢·巴赫罗德雪弗兰公司”（Petersonv．Lou Bachrodt Chevrolet Co．）一案中，造成原告损害的是一辆1965年制造的二手汽车的瑕疵，原告诉请法院请求被告（销售二手汽车的经销商）负“产品责任”。法院认为，经销商承担“严格责任”的基本理论，是由于在市场销售过程中，经销商与制造商一样负有确保产品安全的责任，因为经销商或零售商通常是接受制造商生产的成品后，转售消费者而获取利润的。当该种转售是“商业上的销售行为”时，即应被课以严格责任。而如果经销商造成的损害是因为私人交易或超出通常业务的范围，则只能以“过失责任”予以论处。[1]

第三，零件制造商。零件制造商的严格责任是晚近美国法院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注：最早的零件制造商案例是1963年“哥德堡诉考斯曼仪器公司”（Goldberg v．Kollsman Instrument）一案，因飞机爆炸造成原告死亡，而原告要求制造瑕疵的飞机高度测量器（a defective airplane altimeter）的零件商负担保责任。）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当零件的瑕疵离开制造商时已经存在即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条A项评释B认为，如果零件制造商能够预见或知道产品瑕疵不适合使用目的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动产出租者。严格产品责任范围最重要的扩展是将商业产品出租者归入供应商一类，使其对产品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得以确认。（注：一队卡车的商业出租人对租赁人的驾驶员——雇员遭受的伤害承担严格责任。参见Cintrone v．Hertz Leasing＆Rental Serv．，212 A．2d 769（N．J．1965）。）法院在原则上依赖默示担保概念，其结论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商品适用性的默示担保，而且它至少与新车制造商所承担的相同”。此外，法院对多种产品的商业出租人课以严格责任，例如，飞机、工具、帆板等。但与商业出租者不同的是，金融出租者在没有积极参与背后的商业产品销售时不承担严格责任。其原因在于“（一个）金融出租者不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或营销。金融出租者从事资金流通的业务。此种活动不可能使消费者产生对商品安全性的合理依赖。”[2]（P411－412）

第五，不动产销售者。传统上房东是不对房屋的潜在缺陷承担严格责任的。迄今为止，这仍是大多数州的规则。但是，一些州却判定房主对房屋的缺陷承担严格责任。这在“史皮尔诉维特森公司”（Schipper v．Levitt＆Sons．Inc．）一案中有所体现。（注：该案中，被告是房屋的销售者，法院要求被告必须确保房屋的“安全居住性”（Habitability）。但该案中法院还要求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契约关系（Private Requirement），受损害者是房屋的实际购买者，被告是真正制造者，应对出售之不动产瑕疵负“担保责任”或“严格责任”。）

第六，提供服务者。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销售者”，由于他们是（至少部分是）“服务提供者”而不仅仅是“销售者”的缘故，而被免除了严格责任的适用。但实际上，并没有规定统一的检验标准决定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任何给定的销售——服务结合体。这种与销售——服务结合体有关的又被称为混合性案件，其较多出现在医疗场合。在美国，药店销售药品，其销售人员被认为是提供专业技术的服务人员，不受严格责任的调整。[3]其他如化学制造业或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业，也不适用严格责任。但是，1974年美国新泽西最高法院在“洛娃度假农场诉美国投资者保险公司”（Rova Farms Resort，Inc．v．Investors Ins．Co．of American）一案中，（注：参见：《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124卷第250页（Rova Farms Resort Inc．V．Investors Insurance Co．124 N．J．Super Page 250）。）认为若保险公司拒绝给与保单持有人希望取得少于保单限制的赔偿和解，投保人可以“严格责任”控告保险公司。

二、课商业性销售者以严格责任的依据

综观美国法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商业性销售者负担产品缺陷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是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对缺陷产品的商业性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的依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庞德曾经说过，“正义一词不止有一种含义，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4]侵权行为法在归责原则上的历史发展，也正是人类正义理念的逐步发展过程。近代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居支配地位，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共同构建责任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侵权责任法的进步。从法哲学的角度观之，过错主义原则充分反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是自然法学派理论和新兴工业社会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而无过错原则充分宣示了社会本位的正义观。“法律是人的创造物，只能根据人的理念，也即创造目的或价值来理解。”[5]正义是任何法律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原因就在于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存在，需要决定其价值等级。法律通过划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协调他们的关系，解决他们的矛盾。庞德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认为不能用硬性指标来评价这些利益，某些利益在某一时期有优先权，而其他利益在其他时期则应受到优先照顾。三种利益中，庞德认为社会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应以社会利益为标准，划定各种利益的合理界限，以使其矛盾和冲突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一境界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正义。[6]具体到侵权行为法领域，其正义理念的体现就是应以社会利益作为明确责任的基础。

其次，推动严格责任的“利益说”、“危险说”等是严格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上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正义理念是严格责任的哲学基础的话，“利益说”和“危险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严格责任原则得以确立的理论根据。利益说也称报偿责任理论，其观点是，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类从未遭受过的危险或公害是由企业所产生，当由企业负担损害赔偿责任。进一步言之，企业因从事危险性事业而获得利益，对因其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危险或公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企业在赔偿后，又将损害赔偿额纳入生产成本，转嫁到利用企业产品的公众身上，由企业产品的最终用户承担，这样也不影响企业的创新力或生产积极性。根据利益说，在企业无利益或所获得的利益不足以赔偿损害时，即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危险说或称危险责任理论认为，一个为自己利益而自愿经营某项事业的人，应当承担由该事业性质导致的相关风险。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使人们时刻生存在危险中，生产者、销售者既然制造了危险的来源，就应对此负严格责任。（注：参见：陈界融：《中国民法学·债法学源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刘士国：《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无论利益说抑或危险说，在立法上均体现为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是法定的，不允许类推扩大。

再次，严格责任体现了商法上的维持交易安全原则。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法以规定私人之间的带有私权性质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因此，商法和民法共同构成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代国家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对于私法关系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自由放任主义，而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出现了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而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在商法中，即各国商法对商行为的强行性的法律控制。商行为后果承担上的严格责任主义属之。[7]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与侵权法上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并无二致，但是其适用范围较之民法尤其广泛，应将其理解为从事商事交易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较之于一般民事主体更为严格。商事交易的严格责任主义，主要包括普遍连带责任和广泛无过错责任。商法上的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属公司法上的连带责任。如无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于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在执行业务时违反法律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负责人与公司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公司未能成立者，其设立阶段的发起人对于公司设立所为之行为所需的费用，均应负连带责任。此外，还有票据法上的连带责任等。对于企业及其活动，商法多采无过错责任。如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危险作业给周围环境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商法上的严格责任在产品责任领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产品责任实际上就是商法的问题而不是民法的问题。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与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主义恰为呼应。

三、我国产品缺陷责任的立法进步性及完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章用了7个条文规定了产品责任。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并充分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其中，英美法对我国法律发展具有实质的相关性和可借鉴意义。《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部分，对我们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意义重大。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较美国法有其进步性，但仍有需借鉴之处。

第一，关于产品责任主体的范围。我国法律对产品责任主体的规定更加明晰，易于操作。我国《民法通则》将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共同列为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而将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列为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侵权责任法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在条文之间体现出递进层次。首先，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严格责任，而销售者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仅在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情况下，推定其有过错，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当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因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而致人损害时，才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再次，为便于受害人得到救济，我国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均作为直接责任主体。但是，笔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主体的确认方面，尚有美国判例法确认的市场份额理论（market share liabil-ity）可资借鉴。实践中，大多数产品责任案件的受害人能够正确地确认产品的生产者，并依法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但在某些案件中，受害人虽然能证明损害是由于使用某一特定缺陷产品所引起的，却难以确认该产品的生产者，因为同时有多个生产者生产同类产品并投放市场。由于市场份额理论以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责任分担的依据，颇具实质意义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所占市场份额越大，其所获利润越多，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也就相应越大。[8]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受理过类似案件，但美国相关司法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将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规定为责任主体，而将对生产者的确认义务归于销售者，也起到了较有力地保护受害人的作用。

第二，医疗责任中的产品责任主体。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该项规定中，明确了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均符合产品的特征，而且医疗机构提供该类产品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该类产品适用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定。而患者向医疗机构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的，相当于向产品责任中的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其求偿救济手段与产品责任相同。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医疗机构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主张免责。即使医疗机构（销售者）无过错，也应首先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该条同时还规定了患者输入不合格血液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的赔偿问题。血液及血液制品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输血感染是血液及血液制品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形式，近年来，输血感染的实例在国内外日渐增多。在美国法上，虽然人类血液与人类组织器官都满足有关对“产品”界定的形式要件，但其被特别排除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之外，原因在于，近年来的立法和法院得出的相同结论是，考虑到在人类血液及其组织的获取性背后的公共政策，与供应他们带来的固有风险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在几乎所有的州，人类血液与组织的供应者的责任都通过立法得以限制。[2]（P392－294）不过，人类血液及人类组织器官的供应者可能因为其对待和管理该产品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而承担过失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对输血者因输入不合格的血液感染引起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输血者这一相对弱者的身体健康权。作此规定，同样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第三，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产品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规定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责任根据是建筑承包商违反国家强制性的安全标准导致建筑物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只要此缺陷建筑物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倒塌造成损害，即应由建筑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建筑承包商是否具有过错。因此，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应属严格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无过错责任，是同一道理。（注：参见：梁慧星《〈侵权责任法〉（第三次审议稿）的评析与修改建议》，2009年11月15日于山东大学法学院所作之学术报告。）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有学者认为，鉴于不动产与动产仅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不动产也完全具备产品的要求。在我国房地产商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日渐增多，为了更好地保护不动产购买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将不动产纳入产品的范畴。[9]美国侵权法上对不动产的产品侵权责任未加限制，但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只是法院通常会在买主或承租人因卖主或出租人提供的具有缺陷的房屋或建筑物受到损害时，要求卖主或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国立法更具进步性。



注释:
[1]刘文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6－77．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关于促进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7年11月18日


　　卫星应用产业是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应用卫星研制生产已形成系列化，正在从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卫星应用已成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重要支撑。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贯彻落实《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加速以卫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应用为核心的卫星应用产业发展，建立完整的卫星运营服务、地面设备与用户终端制造、系统集成及信息综合服务产业链，促使卫星应用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远近结合、军民结合、自主研制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的原则，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安全重大需求为牵引，以业务化和规模化发展为目标，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卫星应用公共资源的共享、培育卫星应用企业集群和产业链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式发展为途径，以加强卫星应用和培育卫星应用市场为突破口，加强国家对卫星应用产业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统筹规划与建设卫星及其应用系统，加大对卫星应用产业扶持力度，促使卫星应用产业成为加强与改善政府宏观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不断提高卫星应用业务化运行能力，形成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二、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完成应用卫星从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地面设备国产化率达80%，建立比较完善的卫星应用产业体系，促进卫星应用综合业务的发展，形成卫星通信广播和卫星导航规模化发展、卫星遥感业务化服务的产业局面；使卫星应用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5%以上，成为高技术产业新的增长点。

　　三、推进卫星通信广播产业集约化发展。发挥卫星通信和卫星广播作为国家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发展卫星通信广播综合业务，扶持发展灾害应急通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公益性卫星通信事业。

　　（一）进一步完善卫星通信广播的管理政策、体制、机制，合理有效整合国内卫星通信企业，推动卫星通信广播与其他行业应用相结合的综合业务的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国产通信广播卫星在容量、寿命、精度、安全和可靠性等方面的性能，积极发展新型移动通信、宽带接入、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直播等业务卫星。

　　（三）不断提高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的卫星通信广播终端、地面系统及设备的核心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水平，大力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地面设备的国产化程度和应用比例。

　　（四）以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卫星通信、卫星广播制造业产业化发展，形成具有产业规模、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卫星通信广播制造和服务企业。

　　四、促进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化快速发展。加速建立自主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提高卫星导航应用的基础保障能力，大力促进卫星导航终端设备的产业化，推进卫星导航运营关联产业的发展。

　　（一）加快形成建立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的民用导航产业体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研究制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应用政策，促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产业化应用；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公共安全的重要行业领域须逐步过渡到采用北斗卫星导航兼容其它卫星导航系统的服务体制，鼓励其他行业和领域采用北斗卫星导航兼容其它卫星导航系统的服务体制。

　　（二）加强卫星导航应用的基础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统筹规划国家级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系统的建设，提高导航定位精度和完好性及其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卫星导航终端产品检测平台和公信力测评机制，不断提高导航终端产品的质量。

　　（三）促进卫星导航运营企业和卫星导航终端设备的产业化发展。大力推动卫星导航运营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卫星导航接收芯片、关键元器件、电子地图、用户终端等产品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五、着力建立业务化、一体化的自主遥感卫星应用和服务体系。以建立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为契机，提高卫星遥感应用和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促进卫星遥感应用产业的形成。

　　（一）促进我国遥感卫星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卫星遥感服务与应用体系建设，加快资源整合，逐步建成国家统一的陆地观测、气象、海洋卫星遥感数据接收和处理地面系统，基于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构建国家卫星遥感数据平台；制定统一的对地观测遥感数据标准与政策；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形成卫星遥感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促进我国自主卫星遥感数据的公益性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市场服务。

　　（二）加强卫星遥感数据在重要行业和地区发展中的应用。加快应用技术研发和应用系统建设，促进遥感数据在国土资源、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海洋、环境、减灾、测绘、交通、教育等领域和区域开发、城乡管理以及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实施应用示范工程，培育遥感服务企业，拓展卫星遥感应用服务产业链。

　　（三）全面提升我国遥感卫星数据源的自主保障能力。提高我国遥感卫星研制、运行和管理水平，加快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和业务遥感卫星系统的建设，形成连续、稳定、及时、高质的业务数据服务能力；完善遥感定标试验场等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与产业化技术支撑体系，促进卫星遥感数据产品及公共应用平台的开发和应用。

　　六、加强国家对卫星应用的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建立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卫星、卫星应用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协调空间资源、重点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总体规划的同时，应结合实际，积极推动卫星应用区域和行业的综合应用和典型示范。

　　七、强化自主知识产权卫星数据、产品和系统推广应用。涉及国家安全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应用领域和政府投资项目，应优先使用或采购自主知识产权卫星数据、产品和系统；在涉及卫星应用各领域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相关评审机构要增加对应用国产卫星数据与产品的可行性评价。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加紧研究卫星数据知识产权有关政策，把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到卫星应用项目的评定和管理活动中，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管理的重要内容。

　　八、加强我国卫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加速卫星应用标准的顶层设计和重要基础性标准的研究制定，加强各行业与卫星应用领域相结合的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推广；积极参与卫星应用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九、加大对卫星应用产业基础条件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卫星应用业务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卫星应用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对轨道、频率等资源的规划与协调，加速形成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十、加强卫星应用及产业化相关科学技术和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加强卫星应用创新能力建设，建立若干卫星应用国家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发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优势，形成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卫星应用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力度支持卫星应用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工程化系统集成与重大应用工程建设。

　　十一、鼓励社会投资和企业参与卫星应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具有产业化前景，且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以企业投资为主的重大卫星应用项目，给予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通过政策环境建设，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发展卫星应用产业，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十二、加速成果转化，推进卫星应用的产业化。鼓励各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等要及时发布卫星应用技术成果，促进卫星应用最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组织实施卫星应用产业化专项、应用示范工程和产业发展基地，推广应用成果和经验；积极培育和发展中介机构，逐步建立卫星应用系统产品的测评和认证机制，为促进卫星应用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提供服务。

　　十三、扩大卫星应用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应用的整体技术水平；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卫星应用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十四、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和宣传普及工作力度。加强专业与应用相结合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加速卫星应用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卫星应用技术在职培训，大力宣传、普及卫星应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