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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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规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规定
（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1月13日审议通过，本决定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国家机关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监督（以下简称执法检查），使执法检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执法检查的实效，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可以进行执法检查。
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可以与市、县（区、县级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同时进行。
第三条 执法检查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法律、法规问题的决议、决定的实施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情况。
第四条 执法检查的对象是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省内其他负有执法责任的机关、组织和单位。
根据法律规定，也可以对上级行政执法部门驻辽宁省的机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
第五条 执法检查应当围绕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
第六条 执法检查应当坚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由主任会议确定，列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
第七条 开展执法检查应当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其内容包括执法检查的组织、内容、对象、时间、范围、方式、步骤和要求等。
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具体工作方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拟定，报主任会议审定。专门委员会执法检查的具体工作方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拟定，报主任会议备案。
第八条 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和执法检查的具体工作方案，应当发送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及其相关部门。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工作。
第九条 执法检查前，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进行前期调查，掌握法律、法规实施中的主要问题，提出检查的重点。
第十条 应当根据精干、效能和便于活动的原则组建执法检查组。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专门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由本专门委员会有关成员组成。执法检查组可以吸收省人大代表参加，也可以邀请下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有关专家参加。
第十一条 执法检查组成员在开展检查前，应当收集有关执法工作情况和相关资料，研究执法中的问题，根据需要听取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的汇报，做好检查的准备。
第十二条 执法检查应当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根据需要采用法律知识考察、听取执法情况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个别走访、抽样调查、调阅有关案卷材料及其他有效的形式和方法，了解和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及其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情况。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检验、检测，并出具报告。
第十三条 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任何公民、法人和组织都有权向执法检查组或者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举报，执法检查组和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应当认真受理。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应当认真接受常委会或者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其负责人应当按执法检查组的要求如实汇报情况，积极配合检查工作，主动进行自查自纠。
执法检查组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调查了解情况时，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供真实情况，如实回答询问。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向执法检查组反映问题的人打击报复。
对违反前款规定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可以向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反映、控告，由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予以查处。
第十六条 执法检查应当严格依法办事。执法检查组成员有违纪违法行为的，被检查者有权向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反映。组织执法检查的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应当查明情况，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执法检查结束后，应当写出执法检查报告。报告必须客观真实反映情况，不回避矛盾。报告的内容一般应当包括：
（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全面评价和对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执法情况的评价；
（二）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三）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和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
必要时还要写出对法律、法规本身进行修改、补充、解释的建议等。
第十八条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报告，由专门委员会提请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列入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十九条 常委会会议在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时，主管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必要时，主管机关要向常委会会议作相应的执法情况的报告。
第二十条 常委会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时，可以提出审议意见或者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依法提出询问或者质询案。
第二十一条 执法检查组在执法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将检查情况和发现的违法问题向有关机关通报。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由常委会办公厅以书面形式转送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和有关执法部门应当认真研究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整改，并在六个月内将整改情况向常委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作出报告。
常委会对前款规定的整改情况报告不满意的，责成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进一步整改，并限期作出进一步整改情况的报告。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机关的整改工作进行跟踪检查。
第二十二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法问题和典型违法案件，经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视情况直接交由有关机关处理，或者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进行调查，再由主任会议根据调查情况决定是否要求有关机关处理。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特别重大的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以依法组成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调查委员会调查后向常委会作出报告，由常委会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三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常委会可以依据职权分别情况依法予以撤销，或者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第二十四条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有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及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常委会可以依据职权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或者交由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常委会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新闻媒体公布执法检查的情况和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法问题、重大违法案件及其处理结果。新闻单位应当对执法检查活动及时进行宣传报道。
第二十六条 市和县（区、县级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批转市卫生局《关于在河西区医疗单位试行两种医疗收费办法的报告》
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卫生局《关于在河西区医疗单位试行两种医疗收费办法的报告》
天津市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卫生局《关于在河西区医疗单位试行两种医疗收费办法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实行按成本收费，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医院赔本问题，并不增加群众的负担。请各单位做好宣传，协助试点工作的进行。
关于在河西区医疗单位试行两种医疗收费办法的报告
市人民政府：
根据国发〔1981〕25号《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解决医院赔本问题的报告》精神，为解决我市医院赔本问题，已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在河西区医疗单位进行两种医疗收费试点工作，俟取得经验后逐步推行。
试行两种收费办法，是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实行按成本收费（不包括医务人员的工资），但不增加个人的负担。具体办法如下：
一、实行按成本收费的对象
1．对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职工，除个人负担部分仍按原标准收费外，属于公家负担部分按成本收费。
2．对享受部分公费和劳保医疗的职工家属，暂不按成本收费，其医疗费仍按原规定报销。
3．对街道、农村社队企业的职工，待业青年、工商联营网点的人员，暂按原标准收费。城镇居民、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等自费病人仍按原标准收费。
4．区分自费和公费病人办法：①采取初诊登记建卡；②在自费病人的收据上加盖“公费和劳保职工本人不能报销”戳记，作为一项财经纪律执行。
5．对外省、市、区来津治疗的患者，在其出示证明材料后，按上述有关规定对待。
二、按成本收费的标准和办法
1．门诊挂号费：初诊，街道卫生院三角，一般医院四角，市专科医院及重点医院（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天津医院）五角。复诊，按上述标准各减收一角。享受公费、劳保医疗的职工仍按原标准交费，超过部分由公费医疗经费、劳保医疗费中报销。
2．住院费：街道卫生院每人每天一元五角，一般医院三元，市专科医院及重点医院（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天津医院）三元五角，高干病房四至六元。市区医院三人及三人以下房间，每床每天加收五角；一人占用一个房间的，按房间开放床位计算收费。
3．手术材料费：大手术四十八元至六十元，中手术二十四元至三十六元，小手术十至十六元。特殊手术按实际成本收费，但最高不超过八十元。
4．Ｘ线放射诊断及特殊治疗检查项目，按现行标准加倍收费。
三、结合调整收费，要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
对公费、劳保医疗病人实行新的收费办法后，在经济上医院能够增加一部分收入，补偿一部分亏损，使医院的困难得到一定缓和。多收的部分资金可用来更新和补充仪器设备，逐步改善医疗条件，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各医疗单位要加强管理，不断降低成本，减轻病人负担。根据需
要建立健全病历管理制度，创造条件逐步建立门诊大病历。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医德教育和“五讲四美”活动，改善服务态度，加强责任制，努力提高医疗质量。在对待公费和自费病人医疗和态度上要一视同仁。要教育医务人员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并与劳保、公费医疗管理
部门共同搞好宣传工作，努力加强管理，减少和克服劳保、公费医疗中的浪费现象。
1982年1月16日
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
与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思考
黄小红
随着我国当代法官司法理念的提升，法官作为司法者在审判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时，现实对其职业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提出高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机制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受到限制的法官思维方式又不断冲击着审判机制。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涵义及其特点
“思维”一般是指人脑依照逻辑推理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过程。法官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其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也应是独特的。对此，前不久国家法官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指出：“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必须以法律思维作为基准思维方式。”并且他对法律思维的诠释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应当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为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按照法律逻辑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官藉以发挥出职业天性的手段，笔者认为它的独特性至少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合法性
假使法官作出裁判前，需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作出抉择，那么他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裁判的合法性。原因首先从宏观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均代表着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因此，法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它必须以合法性作为裁决的第一要素考虑，这是立法的原则所决定。这一立法本意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更是明确地体现出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可以判决变更”。言外之意即是法官对行政处罚之外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查合法性，对行政处罚如非显失公平，一般也是不会变更。其实也正如郑成良教授指出的“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从微观上讲法官的职责是按法律标准去裁判是非，“法官在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他就完全是越权”。[1]因此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是合法性的思维方式。
（二）强调逻辑性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其始终是诉讼中的主角，法官在审判中引导诉讼顺利进行，居中听取对立当事人之间的意见，并通过对现有证据的仔细分析，构造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最后据以作出理性裁决，这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法官在处理这个大逻辑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对当事人阐述诉讼各阶段处理结果的逻辑性理由，如果法官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性头脑，就有可能导致诉讼引导失败，继而产生事实真伪难辩、证据难以取舍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当事人质疑裁决公正性，既使裁决是公正的。
（三）强调中立性
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从、公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 [2]，法官作为公众心目中正义的象征、公平的化身、良知的守护神，在诉讼中始终是以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出现，为了达到息纷止争的目的，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性的思维方式，以免先入为主、偏听偏信，从而有利于保障裁决的公正性。
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与我国审判机制现状之冲突表现
从哲学角度看，法官思维方式与审判活动是紧密相连的两种事物。一方面，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是为审判活动服务；另一方面，审判活动的进行又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育提供土壤。根据物质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它们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冲突之一：现行审判机制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
审判机制作为法官职业思维方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障碍是决定性的一面。
（一）当庭认证、当庭宣判的适用率低下，延缓了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培养效率。
法官在庭审中的一切活动是在公众的注视下进行，它促使法官在群众参与、监督下对庭审中所作一切决定作出自理性的分析，因此庭审程序的严格执行有助于锻炼法官职业思维的严密、迅捷能力。目前，法庭举证、质证程序执行得比较顺利，特别自《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颁布实施以来，法庭举证、质证在民事审判中的操作已然规范了许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庭认证、当庭宣判适用现状相对来看很不理想。许多法官在庭审中疏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特别是当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遭到另一方的异议时，法官认为难以作出理性的分析时便借口在合议庭评议时再作确认，但当评议后继续开庭时，法官却对此避而不提，最后不了了之；同样，当庭宣判的适用也存在类似的缺陷，法官庭审时认为一时难以作出判决，为避免日后担责，便借口报庭长、院长审批后定期宣判或报审委会讨论后再定期宣判，无形中便将责任风险转嫁于庭长、院长或审委会了。
（二）合议制特别是陪审员合议制的缺陷对法官职业思维形成障碍。
合议制在审判中起着发挥法官集体智慧结晶，杜绝主审法官主观办案的有效作用，然而当前合议制运行中普遍存在“合而不议”的现象，既便是有合议的意见，但当案件要提交审委会讨论时，由于是承办法官一人汇报，难免造成汇报意见不全或带有承办法官个人的主观倾向，最终使“合议”流于形式。合议制中基层法院的陪审员参加合议的作用更是轻微，有的陪审员在开庭至判决的整个过程中可以“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陪坐”，许多法官将陪审员参加合议当成是一种摆设，加之现行的陪审员一般是采取聘任的单一方式而非选任，而且又多是从法院退休干部中聘任，这种聘任完全有可能是主审法官凭关系疏远而定，而非凭陪审员的业务知识技能高低而定，其本质就是将公众选举陪审员的权利剥夺殆尽。因此，陪审员的素质没有把好关也是合议制的一个重大缺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形成一些法官在审判时或主观臆断，或滥用职权，造成法官思维方式随意性较大。
（三）回避制度的缺陷与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培养的冲突
回避是法律为保障法官裁判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公众信赖的一种制度。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法官回避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制度尚不完善，妨害了法官独立性思维的养成。主要表现如下：
1、回避制度在实践中执行不严。据有关资料反映，许多基层法院连续几年都未发生过一起法官回避情形，既便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过回避申请，但没有引起必要的回应。因此，不难想象，回避制度在我国法院运行的现状如何。
2、法律未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官规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特别是对法官违反自行回避的情形未加约束，导致一些法官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习惯，不愿自行回避，甚至个别法官利用此钻制度“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徇一己之私为当事人谋利。
正由于回避制度的这些缺陷，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找上法官或通过地方行政官员给法官施加压力的现象是屡见不鲜，以致法官办案时带严重的主观倾向，或面对压力不得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作出妥协。这些无疑都妨害了法官职业独立性思维的养成。
（四）审判监督制的低效应与法官合法性思维培养不相协调。
当前审判监督机制没有跟进审判需求，导致案件重审、再审率有所提高。其主要表现在：
1、审判监督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目前有些法官对审判监督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不够重视，安排的多是一些“闲置”人员进入审监庭，他们要么不是科班出身，要么法律知识相当欠缺。
2、审判监督法官自身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加以约束。导致一些审监庭法官疏于监查，而使法院案件流程跟踪管理规定流于形式。
当前审监效应的低下现状无疑使法官在办案时放松了对案件质量的高要求，当面对原、被告双方尖锐的对立意见时，为避免当事人将矛头转向自己或法院，而考虑追求双方意愿的统一，即在当事人看来的“合理性”，既使这种合理是违法的。
（五）审判公开透明“度”的不确定性产生法官职业思维的模糊区。
我国现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审判过程及结果应当向群众、社会公开。然而法律对这种公开的“度”没有作进一步阐述。随着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强烈呼吁法院审判活动要杜绝暗箱操作、实行阳光审判。我国法院改革也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毋庸讳言，这种所谓的公开透明度还不高，与法治发达国家一些先进做法有所差距。正是由于缺乏公众监督，我国法官在审判中对自己思维能力要求降低，久而久之，一些法官在这种审判环境下养成模糊性思维习惯，即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屑（如：认为没有必要）或不愿（如：怕触及当事人的利益而得罪人）去对法律问题作详尽、周密的分析、思考。
冲突之二：法官职业思维培养对审判机制造成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当前，我国法官队伍职业思维方式培养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审判机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一）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难脱模糊性与判决确定性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一个重要特点是模糊性。它使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总是满足于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直觉得到的第一印象，而不习惯或者说不愿意作周密、详尽地分析。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我国法官职业思维产生较大的危害。特别是当职业思维受到诸如审判机制缺陷在内等因素的限制后，更是难脱模糊痕迹。如法官在原、被告双方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往往是依直觉主观判断对证据作出确认，而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案件情况，判断哪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较大；又如对事实的模糊性认识导致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理由阐述不清等等。但事实是原、被告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必有一方败诉，法院在判决时必须加以明确。因此，这种模糊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法官裁判理性不强，难以取信于公众，从而影响了司法权威。
（二）片面强调中立性树立“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冲击审判公正。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主张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折中主义”的意思亦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庸之道、折中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流毒是深刻的，特别是法官须以中立者的身份出现，如果立场不是公众看起来的相对“中立”，则很容易遭到众人诽议，在我国审判机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在这种绝对“公正”意念主使下，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不免有行“折中主义”或“中庸之道”之嫌。在遇到难以断定谁是谁非时，对原、被告“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在这种思维方式驱使下法官的惯常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公正的流失，并且有可能因此同时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促使他们对法院不满，最后导致群众对司法公正丧失信心。
（三）我国法官逻辑思维方式过于机械性与审判价值的冲突。
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运用的逻辑思维，它更追求的是一种技巧，决非机械式照搬“三段论”推理。正如英国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遍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法律问题也变得愈加复杂，加之物质世界运动的绝对性，法律推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审判中，法官面对的事件往往是事过境迁的，他纵有千般能耐，也不可能一层不变地再现历史，他要做的只能仅限于通过对现有证据的细致分析，再运用逻辑手段重组事实，而这种事实只能是“法律上的事实”，即使可能与客观真实有反差，但如果法官能将裁决结果对公众作出自理性的论证时，便是实现了审判价值，这就与“要追求阳光，就必须接受阳光下的阴影”道理一样。然而现在，我国不少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模仿刑事侦查活动，按部就班、一味追求形式上的逻辑合理，以期推出客观真实，在受到诸如审判监督没有跟进等因素障碍后，就形成了机械式的逻辑思维习惯。而机械式逻辑思维方式就如法官在寻求“物质世界的绝对真理”那样令人可笑。如此一来势必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使诉讼流于形式，从而司法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综上，一方面，我国法官职业思维方式受到审判机制的限制后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这些不良思维定势促使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审判规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以致审判机制在遭受破坏后漏洞突显，继而又进一步限制法官职业思维方式的培养。如此以来，两者的冲突愈演愈烈。
对引发冲突的深层次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