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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事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划分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更改案由有可能导致判非所诉，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故更改案由之自由裁量权应予限制，谨慎为之。

关键词：

案由、意思自治、不告不理、自由裁量权

引言：

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原告张某挂靠重庆某建筑公司承建元阳某工程，并成立了该公司元阳工程项目部，原告担任该项目部经理。后经协商，由被告李某为该工程加工石料。被告机器进场后，发现无法加工出工程所需石料。经协商，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从项目部领取了四十万元购买新机器用于加工，并完成了大部分加工任务。工程完工后，双方一直未彻底结算，被告准备拉走机器，原告遂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四十万元。被告则主张该四十万元系项目部支付的预付款，与原告无关。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盖有“重庆某建筑公司元阳某工程项目部”字样印章的《证明》，内容为该四十万元系原告个人款项，与该项目部无关。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审理时合议庭发生了争议，有观点认为应更改案由，以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审理，并追加重庆某建筑公司为当事人。经当庭询问，原、被告均表示不申请追加，且原告当庭表示坚持按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亦当庭表示坚持按加工承揽合同纠纷答辩，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原告起诉。于是引发笔者对法官在案由确定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这种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而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事倍功半。

二、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连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中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例如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定为借款纠纷。”该通知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之后最高院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对《民事案由规定》进行了修改，但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看，仍然允许审判法官根据案件事实更改案由，故前一份通知中“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规定并未被废除，仍然被沿用。

三、 案由确定方式间的冲突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08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加上二审法院对于其认为遗漏当事人的案件基本上发回重审的做法，使一审法院法官如惊弓之鸟，审理案件时稍微涉及其他法律关系，即想到追加当事人，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笔者前述案例中合议庭意见的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浅谈财产刑“空判”现象的破解

龙波


　　财产刑作为刑罚附加刑，在我国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其刑罚的目的在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私人财产增多，财产刑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为此，修订后的刑法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罚金刑，旧刑法典只有20个条文规定了罚金，而新刑法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正确执行财产刑的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及时地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的特殊功效，对打击和预防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一是，从社会发展原因和弥补我国刑法中自由刑对犯罪分子改造教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二，适用财产刑的另一目的也是针对性的惩治贪利性质犯罪，不让贪利性质犯罪的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与此同时，财产刑增加国库收入亦减少了贪利性质犯罪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并抑制其有此类犯罪倾向的人的价值取向，减少其犯罪分子的改造成本。其三，自由刑只能对自然人适用，不能对单位适用，而财产刑既可以对自然人适用，又可以对单位适用。足见财产刑如今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于财产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已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生效裁判书中对罪犯判处的罚金，没收财产难以执行。案件移送执行后，往往因为当事人进入自由刑执行状态即投监或留看守所服刑，当事人的家人对既成事实的当事人被监禁的状态，认为无力挽回，退一步考虑守住现有财产，不愿意协助当事人履行财产刑甚至拒不履行。表现为隐匿、转移、变卖现有财产或将房产过户等方式，造成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更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钻了空子，助长了犯罪分子或腐败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时犯罪，终身幸福”的犯罪心理。使本应收归国家的财产得不到实现。起不到从经济上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的作用。
　　财产刑案件的执行难，这个问题自新刑法颁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扰着各法院的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在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工作中执结率不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造成财产刑不能切实执行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侦查、起诉阶段存在的原因

（1）公安机关和察检院没有及时调查确定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致使被告人或被告人亲属有充裕的时间转移、隐匿被告人财产，造成法院判决生效后财产刑难以执行。
（2）被执行人有财产，侦查阶段没有及时对被告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造成被告人财产流失，导致判决财产刑后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
（3）《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予以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这一规定放在刑罚的具体运用的量刑部分，应该说这是法院对犯罪分子进行判决时应予考虑的问题，或者说是法院行使的一项职权，不应该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但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行使侦察权的公安机关或行使起诉权的检察机关因为部门利益所致，都不同程度地行使着这项权利，而且在其侦察终结报告或起诉书中都堂而皇之地援引《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于侦察机关和起诉机关只移送犯罪分子的权利凭证而不移送权利凭证所载明的财产，造成法院对有些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不清。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存在的原因

（1）在法定罪名的刑罚处罚中规定了并处财产刑，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庭的判决得不到实现，实际上是空判；

（2）财产刑的判决执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执行；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存在的原因

（1）执行主体不明确。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执行的刑罚包括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由此可见，财产刑的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但在法院内部，究竟是由哪个部门执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也存在弊端。
（2）《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对于犯罪分子所保留的必需的生活费用，具体包括那些大的方面也比较难把握，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公民的生活资料多种多样，由于没有具体的把握标准，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效执行这一法律规定。
（3）对罪犯的住所地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而委托外地法院执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执行，要么杳无音讯，使住所和财产在外地的财产刑执行案件无法开展执行工作。
（4）缺乏相对健全的财产刑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在移送执行的环节上，由于众多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致使判决书生效后，财产刑何时移送执行不能确定，造成在实践操作上做法不一，严重影响财产刑的执行。另一方面，由于立案制度不完善，对于罪犯何时释放，罪犯减刑、假释不甚清楚，给罚金刑的执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罪犯服刑出狱多年后，罚金仍未执行。
在财产刑“执行难”本身实际上存在多种复杂性原因。因此，笔者从刑事案件的诉讼各阶段来看，从以上几个方面，就财产刑执行问题及对策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 侦查、起诉阶段的对策

（1）、从立法上确立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可能涉及判处财产刑的案件侦查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职责和权利。我国刑法规定：没收财产和罚金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但对被告人的财产调查权，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归属于法院。况且法院作为公平、公正的仲裁者，一般不宜调查取证，否则有悖于仲裁者的性质。同时，法院不是侦察机关，侦查、调查财产能力不强，故其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于可能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案件，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附带调查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在第一时间确定哪些财产属被告人所有，哪些财产属其亲属所有。这样，不但诉讼经济，而且也能保证被告人财产认定的公正性。
　　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作为控诉方对其提出的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不仅应当提供被告人犯罪行为方面的事实证据，而且还应当就适用法律对被告进行财产刑处罚方面提供证据，以与指控提出的适用具体法律规定的意见相符合，并提供给法庭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法庭在对被告人并处财产刑时，也应当根据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财产经济状况再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如果法庭将指控方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举证，作为判决财产刑时的必要考虑，这为减少财产刑的空判现象，提高财产刑的实际执结率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建立财产保全制度。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后，应将其个人财产及时登记造册，记录在案。对于可能被隐匿、转移、流失的财产，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将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及时予以扣押，防止其或其他人员利用各种手段将财产转移、隐匿。同时，对于扣押的财产，应随同案件一同移送，待判处财产刑的判决生效后，及时移送执行人员执行，保证财产刑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3）部门利益之争是我国执法机关对法律执行残缺不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应该说明确而具体，而且《刑法》第六十四条所列财产刑将其规定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就是从立法上把这一权力交由人民法院行使，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该条规定应该说是清楚的，造成财产不能移送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部门利益所在，名义上说这部分财物上交了国库或者退赔了当事人，实际上这部分财物都由不移送机关自行做了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刑法》第六十四条的基础上增加一款，即第二款规定：上述财产刑由受理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这样不仅能保证财产刑的实际执行到位际财产状况，通过退赔、返还，在保护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致使他们在丧失自由的同时，无端地丧，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根据犯罪分子的实失应该属于他们自己支配的财物。

二、在审理和判决阶段的对策

（1）建立财产刑判决前的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为财产刑的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强制措施，这对保证债权人在法院判决胜诉后的债权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建立被告人财产保全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刑的执行在性质上虽不同于民事案件的执行，但在许多具体执行程序措施方法上应当比民事执行要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对调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类财产，包括银行存款、各种资产、各项债权等根据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财产刑处罚进行必要的财产保全。这一制度的建立对财产刑的判决和实际执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财产刑的判决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为判决后的执行提供了财产线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在被判处了自由刑的同时并处了财产刑，从判决生效到执行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亲属对法院判决的“又打又罚”往往产生敌对的情绪，总要想方设法的转移、隐匿、变卖甚至毁损可供执行的财产，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为财产刑的执行设置重重障碍。没有财产刑执行的财产保全制度，待到判决生效后执行开始时，罪犯的财产状况不明，执行人员调查不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的财产，使财产刑的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之中，造成了难以执结或执结率低的状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执行人力和时间。在民事案件的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有承担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义务，而在财产刑执行中只能靠法院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工作效率比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属设置的人为障碍，就更不易查清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如果建立了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法院执行人员就可根据已知的保全财产的财产线索，使罪犯在短时间里就可受到经济制裁，从而提高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体现法律的威慑作用，防止发生新的犯罪行为。这样既为公诉机关向法庭举证被告人有并处适用财产刑的财产证据提供基础，也为财产刑判决后的执行提供可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使财产刑的执行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避免了财产刑的的空判和无法执行。

（2）采用财产刑先予执行制度。庭审通过阅卷、分析案情，初步确定拟判决被告人缴纳的财产刑数额；告知被告人由其转告其家人拟判决财产刑的数额，由其家人代其交纳拟判决财产刑相当数额的保证金或保证财产。判决确定后再从中扣除应执行的财产，剩余财产予以返还。这种方法，财产的所有权仍是被告人所有，法院未予以执行，但对财产的处分权因被告人可能被判有罪需承担财产刑这一事实而予以限制，合情合理，又不违背法律规定。判决时将被告人家人主动缴纳拟判决的罚金、没收的财产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作出对被告人应判自由刑的从轻判决。以主动缴纳财产保证先置，以考查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并以之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刑法量刑情节中有一个自首情节，是被告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则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自首表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同时也协助了侦察机关、司法机关节省办案资源和精力。对于自愿主动协助执行财产刑的行为，我们也应考虑到被告人主观上的认罪因素，作为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因此，如被告人让其家人主动提供财产保证，则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考虑，这样做能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主动配合财产刑执行。

（3）法庭应根据犯罪分子本人经济情况确定罚金数额，克服罚金刑的不平等性。目前在财产刑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财产可供执行能力差造成财产刑执结率极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对被告人有无财产可供执行没有作必要的考虑，不是根据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经济收入的审理而作出财产刑判决。由于我国刑法在确定罚金和没收财产数额时，对应否考虑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情况未作规定。因而在决定罚金数额时，如果不考虑犯罪分子的经济状况就有可能使罚金数额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从而使罚金刑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相同的数额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势必因为罚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响罚金刑应有作用的发挥。在判决罚金刑时对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必要考虑，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对被告人科以相应财产刑的事实根据，就是对有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人适当多判，对确无财产和经济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这将所使判处的财产刑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执行意义，避免了空判，这也是减轻财产刑执行压力的措施之一。

三、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的对策

（1）明确财产刑的缴纳期限，完善财产刑的移送制度和立案制度。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这就明确规定判决罚金刑时人民法院应指定具体的缴纳期限、缴纳方式。至于罚金刑的缴纳期限，笔者认为，对于单处罚金的罪犯，一般不应规定过长的缴纳期限，限制在一个月内为宜；对于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罪犯，应按罪犯的履行能力来确定，如有履行能力应以在服刑期间交纳为宜，如无履行能力则待其出狱后赚钱交纳罚金。
　　为了保证罚金刑的履行，应对被判处罚金刑罪犯的活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财产刑判决生效后，为了加大财产刑罪犯的执行力度，应按照罪犯判处的主刑刑期分类，及时移送和立案。移送执行时罪犯已释放的，由执行人员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罚金刑；罪犯没有释放的，中止执行，然后按释放日期由执行局内勤统一存放，并随时与罪犯的服刑场所联系，了解罪犯减刑、假释情况，以便及时恢复财产刑的执行，确保财产刑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执结。刑事生效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及上级人民法院应定期对刑事案件卷宗进行检查，如发现未移送执行的，应以错案对待，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从而减少财产刑空判的现象发生。